通胀磨砺宏观调控艺术

“一天一个价”，这是普通百姓最近几个月来对食品价格的最直观感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判断：今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7.1％，2月份上涨更是高达8.7%，创下11年以来的月度新高。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要把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一场遏制物价上涨的调控战役全面打响，难度可想而知。

　　物价上涨快，通胀压力大，如何正确地认识和面对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为此，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研究员。

　　对通胀形势的判断　　

　　即便是结构性物价上涨，也可能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流动性过剩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对未来通货膨胀必然是一种压力；全面通货膨胀不会爆发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放缓。因此，对于2008年的通货膨胀不必过于恐慌，但要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有力措施。　　

　　如何看待食品价格上涨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对CPI的细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居民日常消费品当中，食品价格涨幅最大，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了12.3%，今年2月份，食品价格上涨了23.3%。你是如何看待食品价格上涨的？

　　张晓晶：当前的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即主要与食品价格上涨有关。未来物价走势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食品价格的走势。

　　食品价格需要考虑两大不确定性：一个是供给方面的，全球变暖可能会使得粮食产量减少；另一个是需求方面的，即对于生物能源的追求，导致对粮食需求上升。这两大不确定性都会使粮价走高，从而使食品价格走高。但它们如何发展会有一个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兑现。就中长期而言，供给面（特别是技术方面）会对食品价格走高做出反应。

　　同时，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国际粮价的传导。中国粮食净进口占整个粮食产量的5%左右，不算高。事实上，如果能够进口较多的粮食，反而能够缓解国内粮价上涨的压力，因为总体上国际粮价要低于国内粮价。考虑到粮食安全，我们对于粮食进口一直较为慎重。

　　中国目前粮食食品价格上涨这么快，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内部原因要大于外部因素。就未来看，外部因素的传导会起作用，但推力不会太大。如果解决好内部问题，如粮食生产、猪肉等食品的供应等，食品价格的上涨态势是可以得到抑制的。

　　如何看待全球通货膨胀

　　记者：对于当前通货膨胀，有一种观点强调“输入性”，即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受外部影响，如国际上资源能源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等，输入性通胀可能使中国的物价走势“火上加油”。你是怎么看的？

　　张晓晶：认为全球初级品价格将会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并没有足够的依据。目前的初级品价格上涨既有实体面的供求因素，也有其他因素，如投机、地缘政治等。因此，初级品价格上涨的信息中是有噪音的。准确判断全球通货膨胀未来趋势，需要剔除这些噪音。根据IMF的预测，2008年初级品的价格并没有上涨，相反是趋于下降的，这应该和全球增速放缓有较大关系。

　　全球化的推进，实际上是降低了全球通胀水平。其一，很多国家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焕发了活力，导致产能大量增加，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供给大幅增加，再加上全球化的竞争，都使得这些产品价格维持在低位；其二，服务的全球化，包括“外包”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压低了服务的价格；其三，劳动力的全球流动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由此我认为，判断全球通货膨胀卷土重来还为时尚早。

　　如何看待成本推动的压力

　　记者：对通胀成因的认识，直接关系到通胀的治理对策与治理成效。你认为成本推动物价上涨会不会转变为通货膨胀？

　　张晓晶：从中长期看，成本推动仍然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最重要原因。不过，短期而言，由于大量产能过剩的存在，这种成本推动转化成现实通货膨胀的程度有限。

　　引起成本推动的原因是多重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类要素成本都会上升，这是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过程。中国现在也到了这样的阶段，资源能源价格的调整、土地成本的上升、环保成本的纳入、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等等。中长期而言，这种成本推动的压力会逐步转化成物价上涨。但短期而言，这种转化是有限度的。一方面，上述各类成本的上升是缓慢的、渐进的；另一方面，由于产能过剩问题的存在，成本上升将更有可能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不是抬升了产品价格，从而成本上升向通货膨胀的转化受到很大抑制。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目前70％以上的工业品和80％以上的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存在供大于求的现象。考虑到2008年经济增速的放缓，产能过剩问题将会变得更为严重。这无疑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全面通货膨胀的爆发。

　　宏观调控面临的挑战　　

　　当前，通货膨胀已经很“明显”了（尽管还不是全面的只是结构性的物价上涨），经济增长也应该是“过热”了（以2007年GDP增长率达11.4%来算，超过潜在增长率两个百分点）。针对这一形势，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归于一个“紧”字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紧的货币政策左右为难

　　记者：此前，曾有过从紧的货币政策失灵的讨论，认为多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未改变货币供应量大的现实。请你分析一下目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张晓晶：2月份CPI涨幅又创新高，对此，货币政策将左右为难。我个人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面临四方面的挑战：

　　一是从紧货币政策面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紧货币政策还不存在二者之间的权衡，因为在当时，“两防”（防通胀，防过热）实际上等于“一防”，防住了过热，全面通货膨胀也就不会爆发。但由于次贷危机的蔓延，对全球增长特别是美国增长的悲观，再加上我国自身的雪灾影响，以及对奥运后经济可能下滑的担心，所有这些，使得对中国增长下滑的担心一下子多起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施从紧，就左右为难了。为了防通货膨胀，应坚持从紧，但为了防止经济下滑，又不能过紧。这种尴尬源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是对央行政策艺术的重大考验。

　　二是控制流动性的尴尬。通过发央票进行对冲操作、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及发行特别国债等手段对收缩流动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何从源头上解决流动性问题，即从矫正全球失衡、增强汇率弹性以及拓宽投资渠道等角度来解决，显然并不是央行在短期内所能做到的。

　　三是中美处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加息政策面临制约。当前的中国与美国，处在完全不同的周期阶段。中国是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多、对通胀的担心超过增长；美国则是经济偏冷、流动性不足、对增长的担心超过通胀。美联储在不断减息以防止经济陷入衰退，中国通过加息来抑制过热与通胀。这样就会形成“利率倒挂”，从而引致大量热钱流入。在目前汇率弹性不足以及对冲不完全的制度下，就会形成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加剧流动性过剩局面，从而推升通货膨胀水平。

　　四是升值抑通胀决非长久之策。与加息的尴尬不同，升值似乎更受学界的青睐。升值具有紧缩作用，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于是以升值应对通胀也就顺理成章。并且，升值还可以“一石多鸟”：比如减少顺差，从源头上缓解流动性过剩问题；缓解输入性通货膨胀；帮助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淘汰落后产能；甚至还可以让某些外国人在汇率问题上住嘴。正因如此，近期的人民币加速升值也就在预料之中了。但加速升值也可能带来新问题。如，升值会削弱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引起的失业问题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长期本币升值对中长期增长有抑制作用。

　　调控基调不变——从紧

　　记者：近期，关于宏观调控政策趋向是否发生改变是公众关注的热点，你认为两会之后会不会有些变化？

　　张晓晶：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抑制通胀的九条建议，总体来看，是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增加供给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不合理需求，表明宏观调控的基调没有改变。

　　当前货币政策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记取“非典”时期的教训，坚持从紧方向。在涉及到增长与通胀之间权衡的时候，必须重提当年的“非典”。2003年1季度GDP增长率达到9.9%，呈现过热迹象，中央提出要调控。但“非典”出现以后，担心增长下滑的人多了，政策执行中有所放松。结果是经济继续升温，引致2004年更为严厉的调控政策出台。尽管对于未来形势变化，特别是次贷危机及美国经济衰退要给予高度关注，但中国经济大幅下滑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要坚持从紧政策方向不动摇。第二，货币政策工具应多管齐下。提高准备金率、发行央票、升值、加息，甚至对信贷的控制，“一个都不能少”。这正是基于每一政策工具自身的局限，从而需要各项工具的协调配合。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加息。尽管应对结构性物价上涨，加息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但随着通胀形势的严峻及对全面通胀的担心，加息仍有必要。这对于控制投资增速及稳定通胀预期大有好处。

　　今年的GDP增长目标设定在8%左右，如何控住投资就显得很关键。投资冲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的体制因素决定的。高投资获得高增长、高就业、高税收，这些都被看作是政府的业绩。如果这个评价体系不改变，投资冲动是难以扼止的。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但体制机制上还缺乏保证。正因如此，要把控住投资放在防止过热的首要方面。

　　记者：为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新一届政府开出的最新“药方”是，“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做好发展规划和计划、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这跟以前有哪些不同？

　　张晓晶：宏观调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处在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比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在宏观调控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从而多部门、多政策的配合更有必要。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职能分布在多个部门之间，彼此存在一定程度的职能交叉，影响宏观调控的效率。首先，不同部门对经济形势判断不尽相同，导致在宏观调控政策出台时机和力度的把握上也有所差异，由此增加了政策协调的成本，影响宏观调控效力。其次，“部门利益趋向”也对宏观调控形成制约，当宏观调控政策与部门利益发生冲突时，政策实施就会受到影响。第三，即便不存在部门利益，仅从技术层面上，为服务于一个政策目标而实施的多项政策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因此，新一届政府提出“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显然是对症下药，即进一步明确界定与合理配置各部门的职能，增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政策方向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