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灿珍：地震诗歌社会学意义重于艺术

　      地震并没有摧垮中国人，客人相信黑夜有多黑，星星就有多亮，不管远方有多远，有爱就是天堂。正因为如此，客人认为这次地震诗歌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诗歌人文主义的第二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前后诗歌的繁荣。面对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和灾难中人们的真情，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利用诗歌来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在地震灾难中，个体生命显得脆弱和无奈，但也表现了真善美的一面，这时候，诗人的情感超越了诗歌本身，诗人心中曾经的小我也在地震面前像那些房屋一样倒塌了，不自觉地就有了大我。所写的每一行每一句，都直指朴素内心，都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绝不是为做诗而做诗。

　　社会学意义重于艺术

　　就职于深圳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对诗歌文化颇有研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的张军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1998年抗洪到2003年“非典”，从山西“黑砖窑”到南国大雪灾，这次又是汶川特大地震……中国诗歌不可避免地被重大的灾难事件所扭转。这些尖锐的、沉痛的事件接连发生，重重地撞击着诗人们的心灵。而诗歌在表达思想感情方面的优势凸显，体裁优势也无法替代。诗歌在语言上短小精悍、节奏明朗，在情感上可以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正好能为国人提供一个情感出口。当重大灾难发生时，国人往往都会恢复成一个简单的情感人，心被触动后，不再冷漠，不再麻木。因时势而生的诗歌，自然会呈现出明显的情感化特征，诗歌的技艺变得不再重要，如何发出真挚的心声、表达炽热的情感，才是诗歌的核心使命。沉寂多年的诗歌突然爆发了，分析深层原因，就是宣泄性写作动机。

　　张军说，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在任何废墟上都可以重建。大量地震诗歌正是这一信仰的体现。不管诗人怎么写，一定是出于真情；不管别人怎么读，读的也是真情。

　　张军认为地震诗歌也是对以往恶搞诗歌的拨乱反正。中国诗歌沉寂的日子太过漫长，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辉煌被无情的商业经济所压迫，步履艰难，诗人的价值被现代商业经济贬损到体无完肤。2006年网络上出现的“梨花体”，是网民对诗歌的一次全面性恶搞，诗歌进入有史以来的低潮期。文学的边缘化首先是以诗歌的边缘化乃至淡出为特征的，诗歌逐渐丧失了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而四川大地震，诗人被震醒了，诗坛复苏了，诗情复活了，诗的读者也回到了现场。

　　地震诗歌的井喷本质是救赎和感恩。在诗歌史上会留下重要一笔，社会学意义重于艺术。这次民间诗歌运动给我们带来三点启示：一，改变一些作家的写作观念，使他们面对现实，与时代肝胆相照，这样的诗才是灵魂之诗；二，诗歌还是抒情艺术，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三，诗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