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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历史的研究——呼唤在史学方法论和学术批评上的自觉
“恶”的历史的研究——呼唤在史学方法论和学术批评上的自觉 钟一兵和来新夏两位先生关于“恶”的历史的研究的讨论(钟一兵:《关于“恶”的历史学》,《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年8月30日;来新夏:《疑义相与析》,《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年11月15日),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如何更自觉地从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进一步深入检讨关于“恶”的历史的研究;如何更自觉地从学术批评的层面上,进一步切实推进史学研究的不断创新。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随着社会史研究在史学各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史学研究的视野得到了根本性的拓展。特别是近年代来,现代化研究已成为了史学界中外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极富生命力和时代感的重要研究趋向和研究范式。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等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因此,钟一兵先生的如下结论应该说是史学界的共识:“与它的对立面一样,“恶”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它同样承载着历史的意义”。 在20世纪最后一年面世,由著名北洋军阀史研究专家来新夏先生领衔撰写的《北洋军阀史》,仍然是在“帝”与“反帝”(买办性)、“封”与“反封”(封建性)、“革命”与“反革命”的基本框架中评说这段历史,无论从那个角度去讲,这都是该书最大的败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洋军阀史》的撰写者们首先应当反思的是,怎样更自觉地从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来进一步深入检讨关于“恶”的历史的研究。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钟一兵先生对于该书在这一点上的批评,真可谓是一语中的:“用革命动员框架描述历史,与其说是史书写作,毋宁说是放大的政论,或者说是拉长的政治批判。由于特殊的历史记忆,平和的历史写作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恢复学术功能的重要表现之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来新夏先生的回应文章,既没有意识到自觉地从史学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