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的大结局

　　近年在报刊和网络上，不断出现有关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的论争。辩论的焦点之一，是当时救国会领导层对该条约的表态，其中也涉及先父章乃器因此事退出救国会的问题。辩论的双方多是我的老朋友，其中一方在电话中论及此事时，我的意见是：当事人亲属须知避嫌，最好是述而不争，心平气和地把史实讲清楚就可以了。见仁见智，悉听历史公论。本文的撰写也将遵循这一原则。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主张中苏友好的。他在二十年代就反对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绝交，三十年代在上海成立了一家促进中苏贸易的机构，还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甚至到了“反修防修”的六十年代初，他在罢职闲居的景遇中，还致函周恩来，对中苏交恶表示异议。但父亲除了反对《日苏中立条约》外，在1957年还公开批评过斯大林。“独立思考，是非分明”是他一直坚守的原则。

　　一、光荣出狱，各奔前程

　　1936年11月震惊全国的“七君子”案中，救国会领袖们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风范已永垂史册。在狱中他们“六个人是一个人”（史良在“西安事变”结束后投案，另押在女监），对外爱国立场一致；但在具体的政治见解上，则见仁见智，有各自的特色。例如王造时曾经回忆说：、

　　在救国会运动中，我反对蒋介石不抗日的情绪是比较激烈的，认为只有联合和发动一切抗日力量，逼迫他非抗不可，不抗就要垮台，才有使他改变不抵抗政策的可能。当我们七个人被关在苏州的时候，有人在李公朴主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好象是《中国的党派》1，说救国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是正确的，主张拥蒋抗日，以章乃器为代表；一派是不正确的，主张反蒋抗日，以我为代表。我看到这个小册子很不高兴，我是主张逼蒋抗日的，现在我们都被关在牢里，却把我说成是反蒋抗日的，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认为该小册子所说的与事实不符；公朴表示事前毫不知情，决定马上通知该社停止发行。2

　　虽然大家共同否决了这本书的观点，但也从另一角度表明，王造时的政治态度是比较激进的。

　　“七君子”在抗战爆发后出狱，这时救国会已发生微妙的变化。父亲回忆说：

　　我们从苏州看守所出来之后，便去南京。这时国民党派陈立夫、邵力子、叶楚伦同我们谈判，要我们解散救国会。我们据理力争，坚持救国会不能解散，一连谈判了三天都没有结果。

　　我们回到上海，“八•一三”抗战已经开始了。救国会已经消失了，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