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的历史疑云

　　1936年“七君子案件”和“西安事变”相继爆发，迄今已近68年，当事人多已不在人世。”七君子案”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控罪中救国会领袖的活动与“西安事变”的因果关系。但由于过去的研究一直忽略这一点，某些谜团至今未曾打开。笔者的父亲章乃器是救国会领导人中与张学良的主要联系人，双方却都没有留下多少记录。兹就所涉猎的史料和见闻中探颐索隐，提出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的一些线索，以飨读者和历史学者。

　　一、张、杨的表态和《起诉书》的指控

　　救国会“七君子”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后20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通电上说：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

　　《通电》还将“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列为八项救国主张的第三项。三天后，张学良在西安发表讲演，曾谈到蒋介石就”七君子案”对他的“重斥”：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另据杨天石先生《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一文记述，蒋介石当时还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虎城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兵谏”计划已经成型。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拘禁。翌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对“七君子”提起公诉。《起诉书》第九条控称，张学良“八项主张”中有“立即释放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