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及其影响（上）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着重论述了“国家是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内容”，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欧洲最早的国家——雅典、罗马、德意志——产生的三种形式。他说：“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166页。后来，恩格斯对他的学说作了重要补充，他说：“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是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国家从氏族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原因和它采取的表现形式是研究和理解国家理论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前者也许是各民族政治与文化中的共性，后者则是其个性；前者是国家产生的经济背景，后者则是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若干年来我们研究国家的形成及其政治行为时往往只强调它的共性而忽视其个性，只强调它的经济、阶级根源而忽视其文化根源，因此未能准确解释中国古代国家政治行为的独特表现形式。那么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采取了哪种形式?它对后世的政治发生过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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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各民族中，国家产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它有多少式样，从氏族社会到国家的出现都需要经过两个步骤：首先必须在普通氏族成员中产生出一个或几个军事首长来，它是血缘组织以外公设的权力机关的代表，然后才能由这些军事首长渐次攘夺公共权力取代氏族组织。恩格斯指出，文明国家专制君主的前身就是史前部落的军事首领，他们在雅典叫做“巴赛勒斯”，在罗马叫做“勒克斯”，这时候社会已经在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