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古曰：“诗言志”，作为二十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发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顿时全国弥漫着一种强烈紧张的气氛。作为政治漩涡中心的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则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刘少奇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1]刘少奇和其它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2]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刘相信，按照过去的经验，领导这一次运动不应该会有什幺大问题。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重大决策知之甚少，这是极不寻常的。事实上，刘少奇长期参与中央决策，可是近年来某些决策似乎又与他无关。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等一脸茫然，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幺会知道。[3]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时，毛泽东加紧了对彭真的进攻，待刘少奇返国后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会议时，等待刘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4]进入5月，让刘少奇难堪的事继续发生。远在南方的毛泽东命刘少奇在京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刘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