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

　　本文为“五四与中国现代教育”（香港）会议论文，香港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教育方针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时期，本文所称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延安时期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产生的，同样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往论者较少关注，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幺？延安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在选择五四遗产中起了什幺样的作用？延安创造的新教育的性质是什幺？延安教育有哪些价值和局限？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的态度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