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胡同找称心模特

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之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次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而“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