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

南岳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李泌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生前在南岳隐居、受篆，仙逝后又魂归南岳，与南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外立世功，内修道法，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为人楷模。由于某种原因，史家对他有不同看法，《旧唐书·李泌传》说他为相以后“无足可称”，《太平广记》甚至把他的事迹列入“妖妄”类。这些看法是偏颇的，我们有责任对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地道的道士本色

李泌之所以能够在史书上留下光彩的一笔，主要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建树。但李泌与道教的联系则更早，而且他往往是以道士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的，因此，我们先谈他对道教的信仰。

据《邺侯外传》记载，在李泌还未出生时，就显示出了种种灵异。首先是一位异僧预言周氏(即李泌之母)的第三子(即李泌)当为帝王师。后来，“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惟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顷”。在儿童时代，没有经过任何修炼的李泌竟然能站立在屏风上，或在笼上行走，于是有一位道士见了就断言说：“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白日升天就意味着离开人间去当神仙，当神仙虽然是件好事情，无奈继续留在人间的父母、亲人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于是人神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争夺战。《邺侯外传》记载：“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  …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公之血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公之亲爱乃多捣蒜齑，至数斛，伺其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勺扬浓蒜泼之，香、乐遂散。”在这场争夺战中，李家最终赢得了胜利，虽然李泌白日升天的时日往后推迟了一些，但人间则多了一位造福国、民的李姓宰相。

后来，李泌在游衡山、嵩山时，“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衰，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可登真脱屣耳。’”(《邺侯外传》)这段记载明显带有神话色彩，但也说明了李泌早年有过进山修道的经历。从此以后，李泌就长期绝粒食气，修黄老谷神之要。

李泌的父母于天宝十二年(753)前后去世，此后一段时间，李泌的主要兴趣就在于学道，《邺侯外传》说：“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冀，服气修道，周游名山，诣南岳张先生受篆，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根据这一记载，李泌虽然很早就在学道，但正式成为道士的事，还是发生在他生活于衡山期间o，因此我们说，李泌是一位衡山道士。  

衡山学道期间，李泌还是吃了不少的苦，他“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援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邺侯外传》)。如果不是山谷中的枯叶厚，李泌差一点儿被摔死。多年学道，再加上天资聪颖，李泌在道术上很有成就，据说他能够多年不吃饭(绝粒)，身轻如燕，而且能够让手指出气，这股气可以吹灭烛火。他的一些独特隐居方式也为后人所效仿：“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邺侯外传》)“(李泌)隐衡山，……尝取松谬枝以隐背，名曰“养和”，后得如龙形者，因以献帝，四方争效之。”

(《新唐书·李泌传》)这两条记载大同小异，都说明了李泌的养生方法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他创制的祭神方式，也为时人所接受：“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邺侯外传》)应该说，李泌在当时的宗教界，是一位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

关于李泌去世之后的情况，《邺侯外传》说：“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这段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人相信他死后成仙了，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宗教地位是很高的。二是他最终选择了衡山作为自己的归宿，或者说是当时人认为他与衡山的缘分最深，故有此说。在衡山受篆，最后又仙归衡山，这说明了李泌一生的政治事业在朝廷，而宗教事业在衡山。

二、卓越的治国才能

李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下面，我们从哲学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分别予以简单介绍。
1哲学思想

在哲学方面，李泌反对命定论。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记载，在建中元年(780)，就有术士桑道茂上书德宗，说“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到了建中四年(783)，德宗真的因兵变而逃往奉天。事后，德宗谈起此事时，认为这是命中注定，非人力可以改变。接着，李泌与德宗有一个精彩的对话：(李泌)对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桀(误，应作纣)曰：‘我生不有命白天?’武王数纣曰：‘谓

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则桀、纣矣。”帝曰：“朕请不复言。”(《新唐

书，李泌传》)通过这段对话，可见李泌是一位头脑十分清醒的政治家，特别是在天命思想浓厚的古代，李泌的这一看法更为难得。他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是指导他政治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

2政治才能
在他几岁大的时候，就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新唐书·李泌传》)。他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善于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
这一点十分重要，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决定了这个集团的成败存亡。肃宗即位后，打算任英武多才的建宁王李谈为天下兵马元帅，而李泌力争，认为应该由其兄太子李豫(即代宗)担任此职。太子是虚名，元帅有实权，二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政权的分裂。肃宗听取了李泌的建议。李谈遭谗被杀后，李泌又劝代宗追封他为帝(见《新唐

书·十一宗诸子列传》)。这些做法，既协调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政权的统一。在克复二京后，李泌再一次协调了玄宗与肃宗的父子关系。当时，肃宗上奏避难蜀地的玄宗，表示自己愿意再回东宫为太子，李泌断言玄宗不会回来了，当肃宗问起该怎么办时，“泌乃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恋晨昏，请促还以就孝养”。玄宗接到第一次奏章后，果然说：“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新唐书·李泌传》)直到接到第二本奏章，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去当了“天子父”。因为玄宗知道，即便是儿子真心让位，那些功臣也不会愿意，权力交接的结果很可能会引起另一场动乱，更何况自己已经老了。李泌可以说是洞察了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人物的心理，从而作出相应的恰当安排。

（2）具有阔大的政治家胸怀
肃宗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几乎不保。肃宗即位后，便想复仇：“(肃宗)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广，使胁。从之徒得释言于贼。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对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气候恶，且春秋高，闻陛下录旧怨，将内惭不怿，万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广不能安亲也。’帝感悟，抱泌颈以泣曰：‘朕不及此。’”(《新唐书·李泌传》)李泌想尽办法，就是希望肃宗能够以一位心胸开阔的皇帝形象出现在臣民面前。他对别人这样要求，对自己也是如此。贞元三年(787)，当李泌被任命为宰相时，他对皇上表态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臣无可报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二)这充分表现出一位宗教家、政治家的气度。

（3）反妥协，反割地，作风果敢

建中四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紧接着，身为太尉、朔方节度使的李怀光亦反，再加上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德宗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于是就有大臣提出与李怀光妥协。这时，“李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不可复合，如此叶矣。’由是不赦”(《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用带有文学浪漫色彩的方法十分清楚地分析了李怀光与朝廷的关系，说服了皇上，李怀光叛乱最终被平息。

对国内的悍将态度如此，对国外强敌的态度也如此。朱泚叛乱时，德宗曾向吐蕃人求援，并答应事成后把安西、北庭两块地方割让给吐蕃。后来，还是依靠唐军的力量击败了叛军，而吐蕃不仅不积极进兵，甚至连追击溃退叛军时也不卖力，而且还趁机把武功地区抢劫一空。平叛后，吐蕃派使者来要土地，德宗也已经同意，而李泌坚决反对，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吐厥，皆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的意见合情合理，朝廷最终拒绝割让土地。

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看到了李泌果敢坚强的一面，他不仅捍卫了朝廷的尊严，而且还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4）具有传统士大夫的死节精神

以上所举事例，都还没有直接涉及到李泌的个人利益，那么在关系到自身安危时，李泌又是如何表现呢?德宗立李诵(即顺宗)为太子，太子妃的母亲是郜国公主，郜国公主犯蛊媚罪被幽禁，此事自然牵连到了太子，于是德宗便有意废除对蛊媚事毫不知情的太子。对此，李泌反对的态度相当坚决，以至于德宗说：“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竟拿灭族来威胁李泌，而李泌执意更坚：“世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新唐书·李泌传》接着记载说：李泌“执争数十，意益坚，帝寤，太子乃得安”。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泌毫不妥协，不顾全家性命，竟然与皇上争执达数十次之多，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实为难得。

除上述外，李泌的政绩还很多，如调整官俸、裁减冗员、如何安置功臣等等，都能匡正时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军事才能

在安史之乱、肃宗灵武即位之时，李泌就对国家命运作出了正确的预测：第一，叛军猖獗不—厂多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而华人寥寥，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财物全部送回自己的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第二，李泌为肃宗制定了平叛的方略： “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愈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的这个方略是非常正确的，他反复告诫肃宗“无欲速”，要着眼于长久，目的是要把叛军赶出老巢，一网打尽，不留后患。开始，这一计划也得到肃宗的认可，但后来肃宗急功近利，坚持先收复长安，结果把叛军赶回河北，从而形成割据局面，遗患无穷。李泌的这段谈话可以和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谋略家都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李泌还写了一篇《议复府兵制》，希望能够恢复原有的府兵制，以便从根本上遏止军阀割据。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数十年后，杜牧在《原十六卫》中又一次提出这一问题。
4经济才能
在经济方面，虽然李泌没有直接经管过国家财务，但也显示了一定的才能。

在古代，漕运是国家大事，也是难事。在任陕虢观察使期间，李泌挖山开路，以便饷漕。由于此事极大地改善了京师的粮食供应，李泌被升迁为检校礼部尚书。任相后，大力改革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弊端，《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时方镇私献于帝，岁凡五十万缗，其后稍损至三十万，帝以用度乏问泌，泌请天下供钱岁百万给宫中，劝不受私献。凡诏旨须索，即代两税，则方镇可以行法，天下纾矣。”这些改革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总之，李泌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当时人柳砒就说：“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新唐书·李泌传》)把李泌同历代文人心目中的偶像鲁连、范蠡相提并论，这一评价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三、机智的处世态度

我们说李泌的处世态度十分机智，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宗教家的高超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四次归隐，五次离京

第一，该仕则仕，该隐则隐，实践了道家的“无我”精神和儒家的“无可无不可”态度。

不固执己见，适应客观形势以做到出处自由，这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而李泌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综合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知道李泌至少有四次因各种原因离开权力的中心——朝廷：

第一次发生在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重视，“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然而却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说李泌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蕲春郡(今湖北省蕲春县)安置，而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旧唐书·李泌传》)。

第二次大约发生于肃宗至德末、乾元初。自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旧唐书·李泌传》说他当时虽然没有身担要职，却“权逾宰相”。正是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新唐书·李泌传》)。

第三次发生在代宗大历年间。代宗刚一即位，就马上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并勉强他吃肉，还为他娶朔方故留后李的甥女为妻。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任此任，于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义下把李泌赶出了朝廷。顺便要提到的是，元载是一位靠应试老、庄、列、文起家的文人，却容不得同道。第四次则大约发生于代宗大历末、建中初。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诛，李泌又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常衮的排斥，先让李泌到澧朗峡(在今湖南省澧县)当团练使，不久，又调任杭州刺史。

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也仅呆了两年，至贞元元年(785)，又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观察使的地位比较高，所以不能被视为受到排挤。到了贞元三年(787)，李泌才回到朝廷，当上了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邺侯。贞元五年(789)，一代奇才李泌去世。

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且一次比一次更受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屡蹶屡起的原因，主要得力于他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每次被赶出朝廷，虽然我们不敢断定他就没有怨心，但我们的确没有听到他的怨言，这是他没有受到进一步迫害、能够东山再起的根本保证。李泌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前两次为主动人京外(第二次肃宗曾召李泌，李未接到诏书即起身赴行在)，后三次都是被召，这说明李已经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境界。李泌还做到了儒家所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出处都过得十分充实，心情都很平静。如果他整天都在怨天尤人、满腹忧愁，为自己的不平遭遇愤愤不平，他的身体大概也无法坚持到位极人臣的那一天。李泌对待个人进退荣辱的平静心态，对今人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2以布衣、道士的身份避祸全身

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事的战乱时代；他所处的朝廷，是一个矛盾极为尖锐的朝廷。如何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是当时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都要遇到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曾排挤过李泌的杨国忠、李辅国；元载都曾权倾一时，后又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

李泌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为国出力的同时，又竭力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新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人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坚决要以白衣人的身份为国效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皇帝身边的当权者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进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

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李泌则时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诞的形式宣示于众。《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植，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诞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当谎言揭穿后，李泌竟然能够泰然处之，毫无愧色，令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李泌的为相，“时论不以为惬”(引日唐书·李泌传》)，“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有谋略”与“好谈神仙诡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会陷于诡诞之谈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好谈神仙诡诞”正是李泌“有谋略”的一个表现，欧阳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新唐书·李泌传》赞语)说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这当然有道理，古代有数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设教，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泌处处表现出神仙家的本色，让同僚们清楚，自己的根本兴趣不在于人间，而在于仙界，这样—来，与世俗人就会少几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几分安全。我们这样讲并非全是猜测，《邺侯外传》记载：“(李泌)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帏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李泌反复强调自己是“绝粒无家”的世外人，不争名夺利，或者说世俗名利对自己无用，这样讲无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内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竞争对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参与世内的政治活动，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实上也是如此，肃宗听了这番话以后，对他更加放心，并且不久就满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一觉的愿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还记载，李泌早就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到南岳当道士去厂。

3以谦退处世

以谦退的态度处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六十七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四十四章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知这一点。《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要授予他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而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后来稍稍安定，“帝使还旧封。于是李晟、马燧、浑碱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新唐书·李泌传》)。李泌能够在名利面前保持着一种谦让态度，这是他处世精明的又一表现。

有关李泌的谦退态度，时人也已看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记载：“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可见，李泌的“退让”态度给当时的君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四、早慧的文学奇才

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据《邺侯家传》说，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供馔。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泸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这里说的邺侯是指李繁，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阅。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也难怪诗成后，“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新唐书·李泌传》)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十七岁时，李泌写了另外——首诗歌《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 ——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说，李泌在十七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