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 :“即用见体”：一种问题视域和真理观的转换

“即用见体”：一种问题视域和真理观的转换

王晨

陈明在《即用见体初说》一文的开始，就把自己所关注问题的领域集中到一个焦点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哲学的，而是文化的；不是文化的，而是生命的。”①这种提发本身给人的第一感觉姿态强硬，却又因缺乏支撑此种姿态的必要论证而稍嫌武断，如因这种感觉不进行下一步的解读便轻易否决掉此种观点的价值，也失之草率，轻易地下武断的断言本身就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这不由得让人找寻何以产生此种姿态的原因。从另一种角度看，尽管这句话中“哲学”，“文化”，“生命”这几个术语的内涵过于丰富，在具体情景中的使用需要进一步的阐述和规定，但这句话却包含着为一种思想出场前规定领域的清场意识。

清场意识的出现对于一种保证思想的严格和有效性来说非常必要。暂且不论作者在言说过程中是否把论证的逻辑性放置于台面，但一种有力量的思想本身往往自身就包含有这些因素，即使在诉诸文字的过程中刻意回避工具表达上的逻辑性，但思维中依然携带着隐含的逻辑线索。

他在提出问题的时候，首先把“哲学”从视阈里驱逐出去，“文化”是否出现在视阈中暧昧不明，唯一确定的是“生命”。如只在一个层次上理解这句话，这话因具有逻辑矛盾而不能成立，但从另一个多层次的角度来看，它又是成立的，可以转化成这么一种说法：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它是哲学的，不如说它是文化的；与其说它是文化的，不如说它是生命的。这种转化，使问题从重要性的层面上展开，而不是从问题的学科属或领域上展开。一种关注重要性的问题意识，往往携带着言说者的焦虑，提出问题的迫切渴望比论证本身的从容缜密重要得多。在这种有价值的迫切之外，仍需要一些清晰细致的找寻逻辑线索的文字工作，即便被迫切焦虑的言说者认为并非当务之急，这一工作迟早都需要展开。

考虑到言说者的焦虑感，不妨对这句话的场景再做一个更加具体的规定：如果非要对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做一个性质上的规定的话，可以说“不是哲学的，而是文化的；不是文化的，而是生命的”（？）（但）如何定义并不重要，关键的是要把关注点投入到“生命”中来，“生命”在作者的话语系统中携带着更为具体的规定，承担着一种公共性，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民族在今天应该如何表述自己的历史记忆、现实感受与未来憧憬？虽然作者因对学界在这方面的理解极为不满而有意无意之间拒斥哲学和文化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