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以捍卫社会公平为己任

　　现在最明显的社会不公是外资和中资的不公，国资和民资的不公，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不公，城乡的不公，在业和失业的不公。这些社会不公归结起来是资源利用不公和运行规则的不公。而纠正这些不公的关键在于政府。　　

　　从去年开始，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经济学界开展讨论，反对效率优先与坚持效率优先双方观点鲜明。去年１０月党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对效率优先的方针没有正面表态，只是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央建议中这样讲，我理解：一是目前社会上存在着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应关心弱势群体，强调注重社会公平，保持社会安定。二是我国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现在有条件、有力量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三是中国目前效率并不高，不应放弃效率优先这一方针，故对效率优先没有表态。这就表明，党中央并不把效率和公平看做一对矛盾，而是应在坚持效率优先方针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对于是否保留效率优先，效率优先是否引起分配不公，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讨论来弄清楚的。可是有人一定要把它冠以什么“主义”。中央党校的一家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８期的一篇文章这样讲：“我国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无论是从其用语还是从其思想来看，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改革的影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人一定要把我国改革说成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只要扣上一个什么“主义”，就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改革是错误的。其实不然。这位作者为了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西方经济学者的观点，他把西方经济学家的主张分为三类：一类是反对的，一类是二者兼顾的，一类是赞成的。他说：“大部分西方学者并不赞成‘效率优先’的提法。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中，一部分学者如琼·罗宾逊、勒纳、罗尔斯、米里斯等主张‘公平优先’；还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如凯恩斯、伯格森、布坎南、奥肯等主张‘效率与公平兼顾’；只有一部分属于新自由主义派的学者如罗宾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是主张‘效率优先’的。”这样就给主张效率优先者扣上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帽子。可是他大大忽略了，不主张效率优先也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不自觉地也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俘虏。

　　新自由主义也好，或者其他学派也好，都属于西方经济学。他们在效率与公平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