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的挑战——读《议会民主制的危机》

　　“议会民主”是现代西方政治体制的基本形式，所以当今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它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真理，谁批评和反对它，谁就是反民主，就是自由的敌人，就是法西斯或共产党。这种人忘记了，议会民主制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从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产生，它的有效性、合法性和真理性也只能在它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才能维持。换句话说，议会民主和其他国家形式一样，有它特定的现实土壤和历史限制，同所有其他制度和理论一样，必须经得起现实和逻辑的检验。施米特对议会民主制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这种政体和理论体系本身的价值蕴含和文化蕴含，不如说是针对它们的基本的理论前提和社会基础。无论施米特个人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好恶如何，他对作为制度安排和政治理论的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分析，仍然是在“理性”、“客观性”等“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的层面上展开的，这是韦伯之后的德国学者共同遵守的原则，施米特也不例外。施米特的分析虽然以一种严格的“就事论事”的方式进行，但却反对形式主义，强调任何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强调实质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强调实质的第一性。在他考察议会民主制的时候，他把这种实质界定为德国社会经济的现实和议会民主在德国现实中的实际作用。而当他思考什么是“政治”这个基本问题时，他实际上正是把“政治”看作是现代社会生活各领域——经济、宗教、文化、阶级、审美等等——的真正实质和它们内在强度的最高点。

　　大家知道，1918至1919年间的德国形势是，在一次大战中最终战败，皇帝退位、德国第二帝国解体，在一片混乱中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主导的临时政府。在这个阶段，德国国家权力和合法性都处在一种真空状态。临时政府内政部国务秘书普罗伊斯（Hugo Preuss）受艾伯特（后来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委托，在1918年年底开始组织起草“魏玛宪法”，并于1919年年初交出了初稿。施米特对议会民主制的分析和批判，就是围绕构思和制定德国宪法、组织战后德国国家这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的。

　　战后德国新国家的组建，始终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进行的。战后德国国家形式的基本选择的选择面并不宽。帝制不能要了，剩下的无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走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道路；要么象俄国人那样，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强大，对韦伯、普罗伊斯等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普罗伊斯在就任内政部国务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