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水君: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出了一批大家。在这批学术大家中，有两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一是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最终落脚于中学，二是一批出入儒佛的学者最终归宗于儒学。一般而言，前者在知识学上表现出对中国传统学术系统的认可和尊重，后者则更多地在道义论上表现出对中国传统道德系统的体认和承担，而且多对政治和国家问题有富于现实意义的专门思考或研究。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可谓这后一批学者中的一个典型。他的《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ＯＯ六年七月版）可以说就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哲学的书。

　　中国政治在儒家学者那里一般从尧舜讲起。《史记》从黄帝开始记述中国的历史，但由于黄帝所处年代久远，无从稽考，儒家一般从年代相对较近的尧舜开始论德言政。而即使是尧舜，古人和今人的认知其实也都是不周详的。尽管如此，尧舜时代的"禅让"制还是顽固地留在了中国的历史书里，而且，传说故事中尧舜为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一些方式也被后世儒家尊崇备至。通常，尧舜所处的禅让年代被认定为一个"天下为公"的历史阶段。《礼记·礼运》对这一阶段作了经典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古今学问家和政治家所熟知常引的一段话，也是儒家的最高理想。

　　不过，虽然儒家相信并向往那样一个"天下为公"的年代，从历史上看，"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在尧舜以后的儒学实践中其实从未实现过，而且，后来的儒学实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一直没有努力朝这一最高理想发展。尧舜"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过后，实际的历史是一个"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大同可谓儒家的大理想，小康则可谓儒家的小理想。对此，《礼记·礼运》又作了这样的描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是尧舜之后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