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理论与“新权威主义”——读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理论与“新权威主义”——读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有一篇声称为新权威主义“壮行”的文章，形容新权威主义像一个“奇怪的精灵”，“拍打着翅膀，已然穿过思想界的森林”。于是，我们头脑中立即升腾起读《共产党宣言》时的那种庄严感（想必这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效果）。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告世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时，共产主义理论在他们手中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气象；可惜新权威主义模仿来的石破天惊的文章之“起”，却缺乏起码的理论力量来继续它的“承、转、合”。新权威主义的高论不能叫人佩服，不独因其与人们的感情不相应，更由于它自身理论上的疲软。把新权威论者津津乐道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那本大著《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老实读了一遍后，我更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反差：一边，亨廷顿的理论确实体大而虑周，思深而意远；另一边，新权威主义，则最好也不过是亨廷顿理论的极度简化、走样的抄袭和对中国情况的幼稚误用。 　　　 一．政治层面的独立性与可操作性 　　任何够格的理论研究，都从问题开始。亨廷顿此书所要解答的问题，在前言的第一段就已写明：“我在这里所作的努力，是探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那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经历着急剧的、分崩离析的变化的社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治稳定的目标。”（p．1）亨廷顿对二次大战后开始实行现代化的国家普遍呈现的政治不稳定形势，印象特别深刻。他要探索这种现象的原因，并进而寻找避免和克服这种现象的可能性。 　　关于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亨廷顿首先向所谓的“贫困论题”提出质疑，这一论题认为许多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系贫困所致。但有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纯粹的传统社会，即使再贫困，也要比那些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稳定得多。亨廷顿区分了静态的“现代性”与动态的“现代化”两个概念，提出他自己的论题：“产生政治混乱并非由于没有现代性，而是由于为了实现这种现代性而进行的努力。穷国显得不稳定，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p．45）总而言之，“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 　　那么，不要现代化好了，不搞现代化，政治不稳定的原因自然消失，不就天下太平了吗？如此率真的童稚之见，当然无人同意。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新权威论者在某种意义上，恰是持的这种意见。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