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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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END -->原载《出版史料》1992年第3期（总第29期） 伯鸿先生幼时只受五年母教，一年父教，一年师教，十七岁就独力自修。十七岁在南昌创正蒙学堂，十九岁创办新学界书店于武昌。二十岁任汉口《楚报》主笔，因言论触犯当局，致该报被迫停刊，转至上海任昌明书店经理。二十一岁入文明书店任编辑；又二年，为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及《
教育杂志》编辑。 伯鸿先生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辛亥革命爆发，他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国即将成立，便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以适合新的需要，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发行中华教科书，风行一时。近五、六年来，他料到我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中，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我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现在设施暗合。 先生的的优良性行在这里也得提出：一、强毅——他在中华书局草创时期，遭到不少困难，竟能坚持下去。二、前进——他遇事不甘后人。他独树一帜后，在营业上和商务竞争剧烈。商务本以教科书起家，其后出版范围渐广，伯鸿先生都不肯放过。商务印行《四部丛刊》，中华便辑印《四部备要》；商务编印《辞源》，中华就出版《辞海》……。三、专一——先生三十年来，主持中华书局，一心一志，不他务他求。他外间应酬极少。从前外交部请他做官，也被婉谢。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和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 1941年8月10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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