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性质和出版人的追求

　　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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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我们见到汪家熔先生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后觉得，书中颇有些值得今天出版操作时思考的题目，故请他将近两年间的思考作一介绍，将甲午至今的出版与古代出版作一区别。作者以为，出版者不求丝毫自己的利益，就是甲午至今的出版。

　　一﹑从学为公器到学为私器
　　有复制和传播才能叫出版，因而著作的产生在前，出版活动在后。这是指整个著作、出版史，——在古代“学在官府”时，口口相传，有“著作”而没有出版。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下》说那时：“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注：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38～139页。后面引用《文史通义校注》仅注页码。）“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第169页）也是说，那时，文字是“公器”。
　　经济发展，导致政权下移，即入春秋战国。与之适应，“后儒即道求器，有师无官”，即所说“学在私家”。这时有著述：“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第139页）“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百家争鸣的根源，在于经济变化，需要新的办法替代周所实行的制度。章学诚接着指出：“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争天下之莫可加”，《庄子天下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有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世界书局本《诸子集成》本第461页），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第170页）——虽然都说自己的主张最好，追求主张的“道”被掌权者所采纳，出言为公，所以不必署名。用句叶圣陶晚年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