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4
《出版与近代文明》是作者的近代出版史论专著。本书既有学术大视野下的宏观研究，也有近代出版史的微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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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END -->章雪峰 中华书局自19l2年创办后，经过5年的蓬勃发展，“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八大杂志之风行，《中华大字典》之为空前良著，洵可谓盛极一时矣!”陆费逵特别提到，“民国六年上半年，营业逾百万，……是彼时为膨胀最盛之时代矣”(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至此，中华进入了其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极盛时期。 然而，就是在陆费逵特别提到的这个民国六年，5月突然出现存户听信谣言而集中提取存款的挤兑风潮，造成流动资金短缺，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以此为标志，中华史上被陆费逵称之为“绝大之恐慌”的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民六危机”爆发了。 此次危机，中华几致破产，陆费逵因债务问题被警方扣押，债务讼案在今后几年连续不断。陆费逵事后感叹说：“讼事纷扰”，“危机间不容发”，“最困难之时代，凡三年余，此三年中之含垢忍辱，殆非人之意想所能料”。危机一直持续到1921年，中华才元气稍苏，基础渐固。危机原因 危机爆发后，陆费逵检讨原因：中华的原因是“第一由于预算不精密，而此不精密之预算复因内战而减少收入，因欧战而增加支出。二由于同业竞争猛烈，售价几不敷成本。三则副局长某君个人破产，公私均受其累”。他个人的原因是“就我本身想起来，有三种缺点：第一经济缺乏，没有应变的财力；第二经验不足，没有预防的眼光和处变的方法；第三能力不足，没有指挥全局的手腕”(陆费逵，《我为什么献身书业》)。危机后选出的查账代表吴镜渊、黄毅之，也向股东们提交了一份正式的《调查公司现状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提及发生危机之原因：“致命之因有三：进行无计划为其第一原因，吸收存款太多为其第二原因，开支太大为其三原因”。下面就危机原因作一简单分析。 (一)扩张过度，即《报告书》所谓“进行无计划”。中华在发展过程中，对其整体扩张计划并无事先的宏观的规划，走一步算一步的成分居多。这样做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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