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引起了我们生活的革命性变化

              陈力丹                    (2006-01-14 11:13:21.0)                            

我面前摆着一本新书，约书亚.梅罗维茨著《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它把我的意识带回到了我的童年。

对最近一二十年出生的一代人来说，电视的存在是当然的事情，在电视机前，他们“胸怀世界”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而像我这样出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一代人，恰好经历了我国大众媒介形态从报纸到广播，从广播到电视发展变化的全过程。

我幼年时住在北京朝阳门内的城墙根下，留下的唯一画面记忆，就是清晨和黄昏成群的小鸟盘绕着高高的朝阳门城楼飞翔。家里除了《人民日报》，最重要的媒介就是那架每天早上父母必听的黄颜色木壳的收音机。我不识字，从《小朋友》上看到的画只是鸡啊狗的，但我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外国”，由于那时冷战的背景，我脑子里的外国完全等同于苏联，偶然在街上见到外国人，就会追着喊：“外国人、苏联人”。

1958年5月1日下午，我到父母所在地图出版社食堂玩，一群男孩子站在吃饭的方桌上正在好奇地观看着一个闪亮的东西，我也爬上了桌子，挤进去观看。一个很小的屏幕正在播放着电影《无名岛》。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小电影１我脑子里立即得出了这个概念，因为我看过电影，这个参照系与此最接近。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这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中国最早的电视观众。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北京总共只有大约200台电视机，出版社的那台电视机是那个我见到的苏联女专家个人的，放到食堂让大家观看。我看到的尚不是“北京电视台”（即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前身）5月1日第一次播出的节目（正式播出时间是晚上7点），而是播出前调试时找的片子，《无名岛》是那年出品的一部新电影。

然而，作为社会中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孩子，那次看到的电视只是我脑海中的一个记忆。我第二次看电视，已经是1965年了，那时我读初中，中学附近一个居委会在临街的房子里安放了一台电视机和几排长椅，我花五分钱买了张票，晚上进去看过一次电视播出的黑白电影。第三次看电视，已经是1976年初，因为大家都要看周总理逝世追悼会的场面，北京大学里仅有的几台电视机搬到了校园露天播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新一代人接触的主要媒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电视逐渐成为第一大影响受众的媒介形态。我的女儿几乎可以说是伴随着一长串叫得出名字的电视节目长大的，她的视野、观念和行为与我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