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戴震哲学思想之天地虽不若王船山、颜元宏阔，其理论成就也较王、颜逊色，但他在对宋明理学、尤共是程朱理学的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所提出的一些颇富近代意义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奠定了他作为一位中国18世纪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从思想史角度考察，戴震（1724一1777年）的思想究竟有何价值？戴氏其人是否堪以一位早期启蒙思想家而在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思想史上据有一席重要地位？近年学界鸡颇有争议。笔者试略陈管见，以期引发专家、学者的进一步思考。
一、
明万历年间初兴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发展至明清之际，形成高潮，而到清代中叶则折入沉潜状态。但沉潜并非沉没，而是仍潜生暗长着。这样，清代中叶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气象上虽不如其先辈，而在精神实质上自有与其先辈相通之处，如大张“六经皆史”之帜的章学诚、以子学对抗理学的汪中、集疑古辨伪之大成的崔述和姚际恒、将“度数之学”运用于义理研究的焦循等均是如此。我们审察戴震思想的价值，并藉此以确立其历史地位，理应立基于对这历史背景的宏观把握。
据之来看戴震，其思想天地同此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相比显得褊狭、幽暗。譬如：在政治思想方面，戴氏不仅未曾像黄宗羲那样对封建制度进行否定性的批判，而且更明确肯定封建君权的合法性。他以“天下国家，志纷则乱，于是有君臣；明乎君臣之道者，无往弗治也”，并以“为子以孝，为弟以悌，为臣以忠，为友以信”为“天下之达道”，“违之，悖也”。与之相应，戴氏也就不能像黄宗羲那样借托古以阐发其具有近代意义的“天下大公”制度，他所理想的政治只能拘限于传统“仁政”，即所谓“圣人治天下之民，民不育于仁，莫不条贯于礼与义”。（1）可见，戴震既缺乏对封建制度的批判精神，亦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意识。又如：在哲学思想方面，戴氏虽同王船山一样是从研治《易传》入手创构其哲学体系的，且在自然哲学上与船山颇多相通，但在船山那里，由 气化论或知识论是一贯的；有条红线贯穿其全部哲学，而戴氏在自然哲学上建立的“声声不息”论，到了社会哲学便思辩形式化了。此外，戴氏与颜元同为“实学”倡导者，但颜元置人类实践于宇宙观基础之上，其知识论以实践为前提，而戴氏则置论理学于宇宙观基础之上，其知识论重在“由词以通道”，知识成为对于客观的关照，否定了知识依存于实践而发展的过程。可见，戴震哲学思想之天地不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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