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经得起批判的立场”

            

              

    读罗岗的书《记忆的声音》与《面具背后》，时时能感受到作者的学术生命一直伴随着思想的阵痛。正如罗岗在《记忆的声音》的后记中所描述的那样：
对于我来说，八、九年前在大庾岭下的一所乡村中学里苦读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那幢兼作实验室和图书室的两层楼房，需要依靠一根巨大柱子的支持才不至于倾斜，每天上楼去读书，楼板在脚下发出吱吱呀呀的怪响，至今仍不时在耳边回荡。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震惊”之后，我离开了城市，在乡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另一副面貌。面对无法回避的精神危机，我只能到书中去寻找答案，当时几乎是凭直觉选择了鲁迅和马克思。幸而那所破落的图书室里有一套1957年版的《鲁迅全集》和一套1966年版的《马恩选集》，我翻看泛黄的书页，平生第一次经受了阵痛般的“思想风暴”。今天想来，许多思想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这种个人“精神危机”的阵痛经历也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代人的心灵事件的。罗岗所遭遇的“思想风暴”之所以具有典型意义，在于它折射出八九一代的年青学人是在怎样的历史境遇中告别刚刚结束的一个时代的心灵历程。在《穿行在“个人”与“乌托邦”之间——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之省思》一文中，罗岗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全民（当然包括知识分子）共同构筑的乌托邦颓然轰毁，‘主体性的高扬’并未催生出‘新的个体’。”穿行于“个人”与“乌托邦”之间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原来基于‘态度同一性’的共同体迅速分化成为被现实利益所宰制的若干小圈子；借以安身立命的知识系统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记忆的声音》241页）。而对刚刚进入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年青的一代学人来说，八十年代建构的以理想主义和启蒙理性为根基的知识系统所遭受的挑战，则是更潜在的危机，它意味着借以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和信仰支点的轰毁。在九十年代重新寻找这种依托和支点，由此成为一代人与生俱来的宿命。
罗岗所隶属的八十年代中期进入大学的一代人，确乎是在危机时刻开始学术和思想的。他们经历了更多的不确信，也经历了更多的困惑、挣扎与阵痛，同时，他们也大都是在经历了“巨大的‘震惊’”之后，重新开始寻找和确立支点，包括价值的支点，信仰的支点以及思想和学术视野的支点。王晓明先生曾谈及弟子罗岗对他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你们这些人有理想，有确信，可我们觉得那些确信有问题，我们没法与你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