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柏拉图人

    语云：伟大之哲人毕生只思考和言说一个主题。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谦称“自己不过是个学者”，“在根本上依赖于伟大思想家的作品”，[1]但他确实属于那种刺猬型哲人，终其一生仅思考和言说了同一个主题——回归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

    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哲学首先是极少数哲人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它既不是政治局里的文韬武略，也不是政治协商会上的进谋献策，甚至也不是国立大学讲授的政治知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后者充其量是一种或精致或粗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讲义。其次，施特劳斯说：“在各种哲学思考中，知识社会学总渴望能发掘出对不同社团、阶级或者族群精神的阐释。它未能觉察到也许所有的哲学家自己就构成了一个阶层，换言之，与那些将特定哲学家和非哲学家社群联系起来的东西相比，那种将所有真正的哲学家结为一体的东西更为重要。”[2]质言之，政治哲学只是古、今、东、西哲人之间的一种对话，而不是哲人在庙堂上与法定人民代表之间的对话，更不是哲人在广场上直接向人民群众喊话。为此，施特劳斯像大多数哲人一样成为兼治思想史（或称哲学史）的大家：从海德格尔开始，中经马基雅维里、迈蒙尼德和阿尔法拉比，直至柏拉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有个叫斯宾格勒的人写了一本在西方人看来标题不祥的书：《西方的没落》，学界业已公认为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如果西方真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是否意味着东方可以说不呢？至少施特劳斯的看法是否定的，他认为：西方的危机既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政治哲学的危机，即“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义的或者好的或者最好的社会秩序”。［3］对于在现代化道路上迅跑的东方人特别是国人来说，因为深受一种叫做历史主义的西方观念薰陶，懂得一切价值判断都是依人设境的、因地制宜的、与时俱进的，既没有超越阶级、民族、时代的善恶、曲直、是非、黑白，更没有“自然正当的社会秩序”，科学门庭里同样没有政治哲学的立锥之地。因此，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的危机同样也是东方的危机。

    作为施特劳斯的思想论争对手之一，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科学大师韦伯认为，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冲动”，欲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或“有意义的宏大秩序”。无论宗教神学或世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