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美国中国学的新走向

        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对主流中国研究的批判、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以及注重提升研究质量的新走向。随着这些新走向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呈现“学术化”趋势。

　　关键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　美国中国学　新走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美国国内反战运动高涨、中国如火如荼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新走向。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指出，“中国和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几个重大变动，使七十年代的中国学研究明显不同于过去时代。”［1］(p.27)那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中国学究竟出现什么变化？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浅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对主流中国研究的批判随着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美国各大学的反战活动日渐高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对自己国家以自由与荣誉的名义在东南亚做出的可怖行径深感不安。越南战争所造成的失望与痛苦，对年轻的亚洲研究者产生极大震动。1968年，部分对美国亚洲政策及亚洲研究现状强烈不满的亚洲学会会员自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该委员会发展迅速，不到10个月就拥有近400名会员和600多位《关心亚洲学者通讯》季刊的订阅者；［2］(p.316)到1970年，其成员多达一千数百名。［3］(p.15)“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立后，成员们对美国的亚洲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与批判。委员会的年青学者觉察到，“除极少数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以外，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越战’初期几乎都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缄默。”他们认为这些从事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对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保持缄默，原因之一在于，“麦卡锡主义的伤害，使得学者们一直对卷入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心有余悸”，麦卡锡主义所产生的恐惧“几乎使美国失去了整整一代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4］(p.77)然而，委员会的成员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二战以来的美国亚洲研究完全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成为政府的实用工具；亚洲问题专家则是美国官方对亚洲现实世界形成看法的帮凶与唆使者。甚至当其他领域的学者已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