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也用身体写作

用身体写作是一种很酷的姿态，但就我所目睹的那些捧着脸蛋的美女作家们，除了在纸张上堆积器官的名词术语，一味地模拟别人的声音，实在跟意淫没有多大分别。卫慧的小说《硬汉不跳舞》连书名都是照搬诺曼·梅勒的，赵凝比她稍微聪明一点，于是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就变成了《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其实也怪不得她们，扫视当前最优秀的男性作家，也都是显得骆驼喝水，很不到位（胃），各方面的素质还有欠缺。

比如余华吧，我一直怀疑他的创造能力，中篇小说《一九八六》的情节构思皆是从杜拉斯的电影剧本《长别离》“偷”来的，《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也都经不起两下推敲，更让人吃惊的是，前者竟敢拿外国人评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一席话来抬高自己：“对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九年这一时期而言，没有比《在细雨中呼喊》更值得纪念的小说杰作了。”或许余华自个儿心里会这么想，但读者可不觉得，我压根儿就怀疑过去这十年里中文小说还有“值得纪念的杰作”。即使有，也轮不到余华这本温吞的小书，李锐的《旧址》、张炜的《九月寓言》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都比这书质量好多了。

还有《活着》，是给余华“长脸”的小说，据说得了个意大利的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为了张艺谋拍摄的电影，余华把一个还算感人的中篇硬给拉成了滥情的小长篇，实在是很勉强，书里死了那么多口人，我的眼泪一滴也没掉下来，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明摆着骗人玩儿的。西班牙继塞万提斯之后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何塞·塞拉，写过一部中篇《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论故事，未必有余华那么好看，可是死的人着实不少，一个青年杀母的行为够残忍的，但在塞拉的笔下，就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小说假托别人的回忆录写成，严整得像只包裹得很结实的蚕蛹，当我读到“人生的道路各异，但最后却得到同一个归宿：死亡”，就知道这次阅读是次凄凉的单程旅行。而余华的《活着》给人的感觉却是写作的方向感不够明确，什么叫“为了活着而活着”？这跟20世纪初的才子流氓们提出来的“为了艺术而艺术”又有何差别。余华是喜欢瑞典导演伯格曼的影片《野草莓》的，很可惜他没有读懂伯格曼所阐述的人生真谛，而只是把《呼喊与细语》演变成自己的《在细雨中呼喊》，可谓是得其皮毛，失之精髓。

如果说，活着的意义就只是逆来顺受的话，余华的小说实在是本不错的生存图解，福贵所代表的那一种庸人哲学，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