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分子遁入“学院”以后

《最后的知识分子》描述了上世纪短短几十年中，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惊人变化：昔日，他们教化大众，挥斥方遒；如今，他们隐身专业，闭门造车，疏于为社稷思考。本书作者，美国老派学者雅各比质问道：过去那种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群众引路人的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雅各比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富于社会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剧减的情况发出这番感慨的。根据1970年的一份统计数据，当年美国公众眼中10名重要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丹尼尔·贝尔、诺曼·乔姆斯基、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欧文·豪……他们中最年轻的是苏珊·桑塔格（时年37岁）。即使把这份名单扩充到前70名，其中也还是没有青年人。这份名单的统计者，美国学者卡杜辛黯然道：“1970年的美国知识精英基本上还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走红的那批知识分子。”一批高龄的知识分子影响支撑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20年来始终扮演文化主角却后继乏人，这不能不说是知识界的一种悲哀，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这批撑着场面的老牌精英，就是雅各比所谓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搞研究做学问，这还算不上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是“专门家”。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感召大众。实际上，雅各比的着眼点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含义转变。“知识分子”原先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内涵。俄语中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术语最初指的是为俄国革命铺路的知识分子，他们几乎无一例外被界定为“与政府疏离并和政府敌对”者。19世纪90年代，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知识分子的社会效用可谓大放光彩：当时包括左拉在内的著名文化人纷纷挺身而出，公开表明自己对事件的态度，成为一股股牵引大众的力量。在随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知识分子一词始终有着介入社会的独立思想家的意思，依照这层定义行事的知识分子不断涌现于人类思想史中，比如号称“出现在所有思想战线上的守夜人”的萨特就堪称典范。然而，“知识分子”的含义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悄无声息地变化着。雅各比发现，不知不觉中，知识分子们形成了所谓的新阶级，他们依附于各种社会机构，忙于使自己符合机构提出的种种条件，更看重被社会认可，为此甘愿放弃针砭时弊的独立旁观者身份。昔日的大学教授是“游荡于社会中”的环境不适者，今天的教授们却“渴望得到一大笔钱，开上好车，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