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度日记》随想

我喜欢读日记，尤喜欢读流水账式的日记。不必有文采，不必有思想，只要有事实就可以。《杨度日记》（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版）的内容当然很丰富，但基本上也就是一部流水账，逐日记去，连小夫妻吵架之类的事也不遗漏，毫不做作，很有看头。这里举两个有意思的记载，不但是为了看杨度个人，也还为了看当时的社会面貌。

丙申（1896年）八月二日记：饭后，泛湘觅舟，乃常宁矿务局银砂入省者，问其省城总局及各处分局，多孝廉秀才主之，日得银数十两，经济在是矣。

“经济”一词在中国原是经世济民的意思，与政治的意义相接近，而与财政货币一类事无关。就在1896这一年的《时务报》上，日本人古城贞吉翻译日本《东京经济杂志》的文章时，首次直接采用日本“经济”一词的新义于中文杂志上。但编者为怕中国读者不明此义，还用小字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是的，当时一般中国人对economy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是理解为计学、平准学、理财学，而绝不是“经济”。“经济”的新义恐怕直到留日学生大量归国后，才逐渐流行开来，而且直到1908年颜惠庆著《英华大辞典》，才将“经济”作为economy的最后一个翻译义项列入其中。梁启超虽以满口新名词著称，但于经济一词的新义也十分踌躇犹豫，不敢轻易使用。而杨度僻在湖南，竟然早到1896年就已经使用此义于日记中，真令我吃惊不小。足见晚清新名词（或赋有新义的旧名词）传播之快，远在我们想象之外。新名词与新思想是捆绑在一起的，此时湖南的维新思想谅已普及矣。我曾写有一篇小文讨论历史、经济与封建三词新义的形成过程，看来还要加上杨度这个生动的例子，才能充分说明中日欧语言的接触过程。

庚子（1900年）十月六日记：学英文字母毕。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十日记：学英文大草毕。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十一日记：学英文小草毕（按：下文所记字母从略）。

连杨度这样的传统文人也学起洋文来，而且是在被视为内地的湖南的乡下，不能不说是件新闻。当然在江南广东一带，学习英语的热潮发生在此前数十年，并不稀奇。但即使在那些地方，那些秀才举人的后备军们也不见得就都对ABCD感兴趣，庚子间科举并未废除，正途的出身还是要由八股文做起。所以杨度之学英语，并郑重其事地将字母写入日记中，不能不算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不过十日所记字母并非英文的大写草书，不知是排版问题，还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