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者的深刻与崇高——余世存论

       一走近余世存

        我知道余世存的名字还是去年的这个时候。那时我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正感兴趣，看了《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一书。对于书中的作者，我大都熟悉。只有余世存这个名字，格外陌生。也许正因如此我特意跳过一些人、较早地看了他的发言。说来也怪，整本书里，除了任剑涛那篇给新左派定位的文章让我赞不绝口外，最能掀动我思绪的就是余世存的《我们的知识状况》了。我欣赏他的文笔、他的情调，还有他大度超然的立场。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感知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却能排除门户之见、与某些新左派人士交友。或许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新左派走的那么远，也或许是因为我保留着对新左派批评家先前的良好印象，所以十分赞赏他宽广的胸怀。

　　从此余世存走进了我的视野，成了我关注的对象。每在网上遇到他的名字，总要先睹为快。大概我的文学自恋情结过重，无论看哪种人文科学论文，总要求作者有点才气；而我所阅读过的东西往往又都缺少这种才气，它们多是对西方新理念的机械操作，因而越加喜读余世存的文本。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感到他有超出一般的深刻，包括他决绝的、弥散着强烈悲剧性的人生选择。余世存的文本无疑流露着一种孤愤的情调，但正是这种孤愤透露着一种崇高的情怀。我甚至以为余世存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即使他不是自由主义的举旗人物，但也是一个最值得彰显的人物。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昭示到历史的前台。不管能否获得学界的认可，我愿意借助抒写自由的口号表达一分个人的心情。

　　二超越简单的话语之争

        根据我粗略的阅读印象，余世存是在九十年代末期驰骋于中国知识界的。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亮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溃不成军、失语、喘息、渐渐苏醒，并由几匹年青的黑马的冲刺，中国知识分子抗争和反叛的声音逐渐高亢起来。李慎之对自由主义的破题和权力话语对几个自由主义者的惩戒与封杀从正反两个方面显示出知识分子重新介入社会的强劲力量。

　　在自由主义破题的同时新左派也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崛起。新左派有反现实不合理现象的强烈义愤，但由于在市场经济等根本问题上持有历史倒退的立场并在未来社会的建构上和权力话语勾肩搭背，两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们相推相拥、扭扯撕打构成了上个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知识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