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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 温济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坐过国民党的牢房，也蹲过“文革”的“牛棚”。他在下面向我们讲述了他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经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进一步做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科院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是当时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前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开到2月中旬，继续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大多数与会者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春节休假5天和继续休会几天之后，务虚会继续进行。但情况有些变化，会议由党中央领导，最主要的是在3月30日听取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到4月初就匆匆结束了。 务虚会之后不久，李洪林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三篇文章，提出坚持社会主义还要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还要改进党的领导。我认为这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理解，怎么能不要“发展”、不要“改进”呢﹖但听说李洪林被扣了帽子，打了棍子，并且听说是乔木提出批评的。当时我还把乔木看作理论权威，就没有多想多说什么了。过些时候，李洪林又发表了《回答一种批评意见》，这次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处理，被调到远离北京的福建。 在这前后，我听到乔木说，毛泽东过去说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农业社会主义。当时正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我觉得乔木讲得有道理，就在研究生院向师生传达了。不久，某省某学院的学报上发表一位讲师持有同样观点的文章。我不了解是这位讲师独立思考的，还是来北京听什么人说的，却听说乔木要通令批评这个观点。我想，这不是乔木自己说过的吗﹖怎么这样批评别人呢﹖ 不久，我又直接听乔木说：“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同时我又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还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我这时仍然把他看作理论权威，又在研究生院向师生说过，引起一些人的诘问，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搞成这个样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