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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启祥：倾力栽树 甘为人梯——怀念杨占升先生
吕启祥：倾力栽树 甘为人梯——怀念杨占升先生 杨占升先生的周年忌日将届，先生的音容性情在我心中依旧鲜活，仿佛一敲门他仍会在屋里微笑着等你进来。 北师大中文系的老师中，在我走上讲台的最初时日里，杨先生是对我帮助最多、最切实的一位。此前我虽教过几年中学，但那是在边陲海南岛，何况是化学课；如今是大学讲台，又是文学课，完全从零开始，不免惶恐。时当六十年代之初，分给我的课大致是鲁迅小说和散文、解放区文艺、当代戏剧如田汉的《关汉卿》等，我的讲稿事先几乎每一份都请杨先生看过，他给我提出修改意见，提供补充材料、提醒注意事项。那些讲稿并不是成文的东西，类似详细的提纲加例证，字小，有时还潦草，看起来是很费力的。杨先生从不憚烦、从不耽搁，他的热心、耐心、细心，令人感动。有什么找不到的资料，他会很快找出来给你；有什么无把握的地方，他会将各种不同的看法告诉你，使你心里有数。总之，杨先生是有求必应、无私助人的一位长者。 记得我面对的这一届学生是建国以来师大中文系招收唯一的一届五年制，文化素质堪称整体最优，也更易察觉教师的长短。他们哪里知道，在我勉强完成教职的背后，有杨先生如许的辛劳和支撑！ 以后离开了师大，文革的风风雨雨以及新时期的蒸蒸日上我都不在其中。然而因为住在师大校园里，有时仍会去杨先生家问学借书，小坐片时。1986年6月，我为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红学研讨会写了一篇《〈金锁记〉与〈红楼梦〉》的文章。说来也巧，此文的由来是因为金宏达君（他是师大首届文学博士）编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送我，读后有触于心，草成此文，交给大会。其时张爱玲的名字在大陆还很生疏，远远没有“火”起来，红学界更无人理睬。我的文章大概太眼生、太冷僻，不仅论文集不收，会议综合报道亦只字未及。而杨先生知道我有这么一篇文章，便推荐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一期上。今天看来，文章不足道，只因比较早，才留下一个印记。而能够及时发出则完全出于杨先生对学术的用心和对我的关心。他当时似乎是《丛刊》编委之一。 对杨先生而言，他所关心帮助的自然远不止我一个，在当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