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自从2002年我首先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出于中国传媒可以理解的习性，所有的相关报道都好象是身处第一现场的独家报道，所有的议论都出于自己的独家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热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幺的都有，视私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官方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的颂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令我想不到的是，去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短片，这个解说词大体上是从我文章里扒的记录片，向世人宣告：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材，1922年白话文定为官方教材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的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幺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见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