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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巴蜀诗经学浅谈
一、前言 宋代蜀学称盛一时，文人蔚起，著作繁富，其中尤以文学、史学成就为重。宋高宗以为“蜀人多能文”[①]，王应麟亦有“西蜀史学”[②]之称，以致近人梁启超有“四川夙产文士，学者希焉”[③]的观念，刘咸炘也以为巴蜀学术“大在文史”[④]。如此，学术界对宋代蜀学的研究便多集中于文学和史学领域，对于诸如经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明显地少了许多。而就巴蜀经学而言，因其易学自成体系，独具一格，素有“易学在蜀”之誉，故学者又多偏重于《易》学研究，对于其他经学如《诗经》学等的研究，则又薄弱些[⑤]。然宋代巴蜀《诗经》学的著述并非少数，据笔者初步统计，约有30余部，现存即有苏辙《诗集传》20卷（或作19卷），李石《诗如例》3卷（或作1卷）、《诗补遗》1卷，魏了翁《毛诗要义》20卷，杨甲《毛诗正变指南图》1卷，而其他散见于宋代蜀人文集中的单篇论说之文亦有15篇之多[⑥]。如此丰富多样的《诗经》学著述，吾人实应加以重视。另一方面，宋代巴蜀《诗经》学作为《诗经》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随着《诗经》宋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宋代学者基于疑古惑经的社会思潮，相对于汉代《诗经》学者注重《诗经》词语的训诂，他们则更注重对《诗经》义理的阐发，将《诗经》宋学的怀疑和创新精神始终贯穿于始终，故此时的《诗》学研究不仅能扬弃先前《诗》学研究之腐气，而且更是开启后世《诗》学研究之新风。《四库全书总目》说：“按先儒学问，大抵淳实谨严，不敢放言高论。宋人学不逮古，而欲以识胜之，遂各以新意说《诗》。”[⑦]皮锡瑞也说宋代乃“经学变古时代”[⑧]。巴蜀《诗经》学者亦是如此，并能倡导先风，如苏辙《诗集传》率先主张废《序》言《诗》，并注重其文学阐释，体现了文学家的疑经解经特色。而魏了翁《毛诗要义》则体现了理学家“诗以吟咏情性为主”的《诗》学主张。这就分别代表了宋代《诗经》学不同流派的解《诗》特色，亦体现了宋代《诗经》学文学化与理学化的特点。因此，本文尝试以现存三苏、魏了翁的《诗》学著述为对象，对宋代巴蜀《诗经》学的概貌作一略述，以期有助于全面了解宋代《诗经》学的发展。 二、三苏父子的《诗经》学 苏洵、苏轼、苏辙，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一门三父子，乃北宋文学巨擘，苏氏蜀学创始人，其《诗经》学亦成就一代学风，影响甚巨。苏辙《诗集传》是宋代《诗经》学史上第一部废《序》言《诗》的全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