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对比思想与西方逻辑的区别

一、中国古代对比思想与西方逻辑在思维方式上的区别

        

归纳与演绎是古代西方形式逻辑的两种正确的认知方法，它是西方认知哲学的核心。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培根、笛卡尔，他们都有不朽的传世巨著，在此不再赘述。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归纳与演绎这两个名词，但却有归纳与演绎的思维活动，如孔子的“名”、“言”关系，墨子“类”、“故”以及他的“三表法”，实例则更多。西方逻辑传入中国以后，引起了不少人的崇拜。上个世纪就有不少人试图从中国古人归纳与演绎的思维活动中找出中国古代逻辑史，结果都失败了。事物是多面的，也是复杂的，有按逻辑形式发展的，也有不按逻辑形式发展的。人们的认知也是多面复杂的，完全的肯定一方或完全的否定一方都是错误的。正如1+1=2是正确的，但是完全地否定1+1=3也是欠妥的。因为从人口生殖的角度上考虑，1+1=3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关键是个“取”、“舍”的问题。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的名辩论题，如庄子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惠子的“天与地卑，山与泽平”；“钩有须，卵有毛”。公孙龙的“白马非马”，“鸡三足”等等。这些论题因不符合西方逻辑，被贯学了西方逻辑的人责骂为“诡辩”。而提出这些论题的人也统统地被列为“诡辩家”①。当然，否认中国古代哲学的西方人士更多，如哈克曼就认为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根本不可能产生哲学的思维。

        

不符合西方逻辑的论题就是诡辩吗？中国的名辩家就是诡辩家吗？这简直是奇谈怪论！古人云：“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这关键还是个认识角度、认识方法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有责任，我们没有研究好中国古文化，没有宣传好中国古文化。因为，从认识论的角度上考察，名辩的目的在于认知，认知的方法在于对比，但这正是我们所从未研究过的问题。综观中国哲学史，对比是中国古代名辩的核心。它贯穿于孔子、老子、墨子、惠子、庄子、孟子、公孙龙子等诸子的思想之中，是人类哲学史上的一支瑰丽奇葩。这种对比思想以孔子的“名”为起点，以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理论基础，以墨子的“同”、“类”、“故”、“取”、“兼”，庄子的“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孟子的“性”、“权”、“度”、“尽心”以及惠施、公孙龙的名辩论题为素材，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认知体系。墨子早对名辩的意义和作用进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