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日渐成了一个时髦的术语。但是，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各家看法却不尽相同。多数论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是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它要求生产、交换、组织、管理、信息传送等都要按照统一的国际规范进行操作，但事实上，全球化不应当仅仅限于经济的领域，也应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因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则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既然全球化是指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政治和文化也要相应的实现国际化、乃至一体化呢?就儒学而言，全球化究竟是消解儒家文化的催化剂，还是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活力?这便是拙文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全球化形势下儒学的发展何以可能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这种以新科技革命、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大潮，其实质乃是一场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而如何在这一运动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或者说，以何种思想价值为实现现代化的导引，一直以来存在着现代化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也有学者称之为西方现代性的理论模式与文化多元主义的论争。在主张现代化的一元论者看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掌握了人类进步之普遍意义的真理，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至少是阶段性的高峰(甚至有西方学者在苏东巨变之后高呼“历史终结了”)，因而西方模式的现代性必将在全球化的今天取代其它的文化价值而成为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唯一正确和有效的途径。同时，即使这种西方模式的现代性在普世化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境，其所需要反思的也“只是其解释力是否够强，普遍化程度的深浅如何”[1]等等，但其理论前提是勿庸置疑的，否则就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言论。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的实质就在于把全球化理解为东西方文化的完全的趋同化和一体化，而趋同化和一体化的基础又是西方社会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这一理解的失足之处在于对全球化只是作了相对简单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而缺乏对全球化的辩证认知和全面考察。在辨证思维的视野下，全球化既是对狭隘的民族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的超越，但同时也是对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批判的肯定和保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单个人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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