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

　唐代后期以来，一股疑古辨伪之风，历经宋、元、明而至清代，其势越刮越猛。以清代前期姚际恒所著的《古今伪书考》为例，他将经、史、子类中的七十种古籍，如《易传》、《大戴礼》、《孝经》、《孔子家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尹文子》、《公孙龙子》、《慎子》、《孔丛子》、《司马法》、《吴子》、《尉缭子》等，均加以“其论肤浅”、“浅陋之甚”、“为后人伪造无疑”、“其伪昭然”的评语，统统判为“伪书”[1]。不少学者以为，所辨出的“伪书”越多，他的成绩就越大。其时辨伪的风气弥漫于学术界，学者们以辨伪之功而互相标榜。

　　有的学者不满足于泛泛而谈的疑古辨伪，而转为“专攻”一部或几部古籍之伪。差不多与姚际恒同时，有一个“颇热中于荣利，在立身行己方面不甘澹泊自守、颇为人所讥的学者”[2]阎若璩，他沉潜钻研三十余年，写出了《尚书古文疏证》（一作《古文尚书疏证》，以下简称《疏证》）一书，洋洋数十万言，列举128条论据，证明古文《尚书》之伪。此书一出，立刻得到一些学者的吹捧，成为辨伪学史上的一部代表作品。然而只要稍加稽查考核就会发现，他的绝大部分证据都是似是而非，因而是不能成立的。经笔者梳耙整理，阎氏《疏证》中的辨伪手法，约可归纳为如下八大类型。

一、主观武断，强词夺理

　　属于此种类型的有第1、2、3、21、23、26等6条。

　　第1条说《汉书》载武帝时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而东晋时梅赜“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3]。（下引此书，只在正文中说明第几条，不另加注）人们不禁要问：除武帝时坏孔子宅“多十六篇”外，难道在几百年中的其它时间和地点就不能发现古文？西汉末刘歆就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楚元王传》）。显然，篇数不合，决不能定“伪”。

　　第2条言“古文亡于西晋乱，故无以证晚出（古文）之伪”。此条未举证据，只是说“古文亡”“故无以证”而已。实际上，古文并没有“亡”，它从西汉到东汉长期流传，至魏晋之际形成明确可靠的传授关系，而于东晋初由梅颐奏上①。可见所谓“古文亡”，完全是主观武断。

　　第3条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此条所谈与第一略同，仍是篇数与篇名“不合”的问题。由于当时通讯的不发达，郑玄不可能尽知天下存书。如郑注《书序》云：“《周官》亡。”可是在记郑门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