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重大发现与整理

   “在世界上的任何史书的重加修纂上，没有像中国文学史要变动得那末利害的。”（注：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半个世纪前郑振铎先生的这句感慨十分准确地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特点，具体到古代小说史的研究来讲，更是如此。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重要史料的不断发现是与中国古代小说史这一现代学科的建立、完备以及发展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通俗小说，虽然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而且其中还包括为数不少的文人士大夫，但它始终居于文学家族的边缘，被排斥于主流的文学殿堂之外，处于自生自灭的原始发展状态，大量的作品湮没不传，没有人专门用心搜求，因而也谈不上重大史料的发现和整理。进入20世纪后，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西方文艺思想的冲击和影响，在梁启超等人的极力鼓吹推动下，小说一下被抬到空前的地位，成为启蒙救国的利器。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小说史研究开始奠基。这也正如胡适先生于1923年所讲的：“小说向来受文士的蔑视，但这几十年中也渐渐得着了相当的承认。”（注：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日译本序。）由于此前缺少足够的学术积累和应有的重视，因此小说史建立之初的当务之急就是小说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中重大史料的发现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同于诗文辞赋等文类研究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重要史料不断发现和积累的过程。

    应该说，正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本身的内在需要才使先前自生自灭的小说史料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使原来不为人们注意的材料获得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也使原本单薄的小说史变得厚重丰实，它填补了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解决和纠正了先前的疑难与谬误，丰富和充实了已有的研究。而对已发现小说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影响着整个研究的格局和特色。如果没有近一个世纪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积累，不可想象小说史的研究会有如今的盛况和局面。以下分别详述。

                                        一

    世纪之初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草创期，当时处于西学东渐、自新图强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下，人们关注的是小说的社会启蒙功能以及与西方小说的优劣异同，偏重于论的一面，因而小说史料的收集未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