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专门从事译介学研究的谢天振教授的界定：“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意思是指，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其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
众所周知，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使不同的语言或文字的人们，能彼此沟通。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人们就要求翻译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因此，传统的翻译研究以原作和著者为中心，以译作是否忠于原作作为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这种“原著中心论”的翻译观，长期以来左右着翻译界，并把翻译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尽善尽美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思上，要求译者以重现原著为译作追求的目标，评论者也以译作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作来评价其翻译及其译作的好坏。围绕译作和原作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意译和直译的争论，等价等值和等效的主张，其有关翻译的标准也是万花缤纷，像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传统见解。
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译者使用的是与原作不同的语言，面对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读者群，他要传递的是不同的文学文化信息，他根本不可能翻译出与原文完全一模一样的译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要求用这一种语言装载的文化，换用另一种文化体系铸就的语言表现出来，不仅涉及到一个个概念、术语、词汇、独特的词汇结构、语法规则及其所有的内涵外延等的对照、选择、转换的问题；而且还牵连到在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下铸就的文化及其话语的历史整体性的组织结构。因而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从一种文化话语组织过渡到另一种文化话语组织，从一种文化经验结构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经验结构，而每一个结构体系的文化成分，“都定位在一个时空纵横交错的体系网上，并由此而同其他成分形成‘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因缘结构关联”。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此形象到位地显示了结构内部个成分间既有时间上的异时因果联系，又有空间上的共时依存关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译介活动本身实际是在理解基础上的进一步阐释，而这种阐释将以另一种语言文字作为载体的形式而予以呈现。因此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体系结构性对话与沟通，译者的翻译活动就是在这非同非异、又同又异的不同文化之间架起的桥梁，译作是沟通两端文化的“桥梁”性文本，而并非就是那一端的文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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