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对话理论——由“交往理性”看比较文学

    一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发端之际，危机便应运而生，此后历久不离。西方如此，中国更为突出。远的暂且不讲，单说近期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所组织的《九十年代比较文学研究：对策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大都忧患重重，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大有举步唯艰之势。承认目前存在着困境，无疑有助于我们努力寻找对策，尽量对之加以克服；并以此为契机，促使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朝纵深方向发展。但是，大家似乎是异口同声地把目前的局面归因于商品大潮和大众文化，则让人有些不敢苟同。其实，在当下语境中，绝非比较文学一门学科遭遇到了挑战，任何一门学科都在经受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洗礼。（1）因此，我认为，比较文学目前要说有困境，其原因与其说来自外部，毋宁说根源于比较文学自身。具体而言，主要是由于比较文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忘记了自己量种实用诗学，或者说是一种实践理论话语，从而使比较文学研究要么沦落为单调“国际文学关系史”，梳理和清点些文学贸易史料，要么降格为浅薄的“比附文学”，尽干些生拉活扯的事，追求片面的“求同道异”，以致于比较文学最终被剥离了所应有的一切对语性、理论性的话语特征，流于单维性和片面化。本文旨在根据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J•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理性”（2）概念，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语理论，尝试对比较文学进行一次重建，以便寻找到新的研究图景。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既是理性批判的结果，也是对“理性的狡黠”的一种反应；换言之，是哈贝马斯继承阿道尔诺和霍克海姆的工具理性批判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批判理性。

        曾几何时，理性失去了其被尊宠为至上法官和最佳范畴的女王的地位，蜕变成了一个专爱惹事生非的灰孩子。它作崇多端，成了众矢之的；理性批判历久不衰；直至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把它发展到了极致。阿道尔诺和零克海姆由启蒙辩证法角度揭示出，理性在现代采取的是合理的主体性形式。理性从而变成了操作程序的合理性，内容合理性转变为结果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又取决于认知主体在解决问题时所遵从的操作程度的理智性，亦即取决于主体性本身。质言之，理性被单维化成目的论的工具理性。尤为甚者，这种工具理性还被张扬成的一种意识形态。（3）因此，扬弃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便构成了批判理论的主导话语，自然也是哈贝马斯的理论话语的主题。由此入手，哈贝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