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二）

                                      

把文学理解为一个体系,也即把文学理解为,由各种因素按一定的规则严格构建而成的组合体,这种观点如果追本溯源的话,可以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蒂尼亚诺夫(Ю.Н.Тынянов)、雅可布逊和捷克结构主义理论家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ky )、沃迪什卡(Vodicka)等人那儿。在今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仍不乏其人,如尤里·洛特曼(Yury Lotman)、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én)、西格弗雷特·施密特(Siegfried Schmidt)、埃文·佐哈尔等。其中,以埃文·佐哈尔所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The  Polysystem Theory)对上述这批文学翻译的探索者产生的影响为最大。

除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外,吉迪恩·图利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在这批学者中间、甚至在整个西方学术界影响也很大。这本书收集了图利于1975～990年间所写的论文11篇,其中有对翻译符号学的研究,翻译标准的研究,也有对描述性翻译的研究和对具体翻译个案的研究。作者的整个指导思想是,迄今为止我们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过多地局限在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等问题的讨论上,而太少关注、甚至忽视对译文文本(translated text)本身、对译入语的语言、文学、文化环境给翻译造成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而不是翻译的过程上。图利认为,翻译更主要的是一种受历史制约的、面向译入语的活动,而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因此,他对仅仅依据原文而完全不考虑译入语因素(与源语民族或国家完全不同的诗学理论、语言习惯等)的传统翻译批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研究者进行翻译分析时应该注意译入语一方的参数,如语言、文化、时期等等,这样才能搞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的结果。图利还进一步提出,研究者不必为翻译在(以源语为依据的)“等值”和(以目的语为依据的)“接受”这两极之间何去何从而徒费心思,在图利看来,翻译的质量与特定文学和特定文本的不同特点的翻译标准有关。他把翻译标准分为三种:前期标准、始创标准和操作标准。所谓前期标准(preliminary norm)指的是对原文版本、译文文体、风格等的选择,始创标准(initial norm)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