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絮语：关于传统和现代

    本刊1993年第3期发表了郑敏同志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后，范钦林同志寄来了与此文商榷的文章。我们将范文寄给郑敏同志看后，她又写来了对范文商榷的商榷的文章。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讨论，因此，将范、郑二位同志相互商榷的文章发表于后。

    范、郑争论的焦点是怎样评价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的问题。五四文学革命(包括语言革命在内)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容争议的：它开辟了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在五四先躯者那里，由于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好就是绝对地好，坏就是绝对地坏，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正确倡导反封建同时，也存在着一种笼统地反对一切传统的倾向，包括作为这一组成部分之一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在内，这也是事实。

    发表在1993年第3期上的郑文，从语言变革入手，全面地探讨了这一问题。郑文肯定了五四时期白话文倡导者们至今仍令人敬重的“勇气和热情”，及其历史必然性，但由于当时采取了一种矫往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在倡导变革时忽视了继承传统古典诗歌的高度成就，因此，影响了新诗的健康发展，文章认为这是语言的“一次断裂”，后来又经过大跃进及文革文学的影响，在语言问题上的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汉语的透明度达到超常的高度”，却严重地影响了新诗的更进一步走向成熟。文章论述的，虽然主要是新诗的发展与其民族母语之间的血缘关系不能、也不应被割断，即怎样科学地批判继承传统文学和文化遗产，以更好地推动新诗发展的问题，但其实际意义却远远超出了新诗的范围，而是怎样科学地处理传统与当代这一整个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其所批评的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是影响着我国本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着已往，而且也影响着当前。在当代，把传统与现代作为绝对互相对立的二元，不知其相反相成，几乎构成了文化和文学争论的核心或轴心，这是大家都了解的事实，但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论无疑又是片面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只要认真地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传统固然有其陈旧落后、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方面，但某些传统本身或者对其加以改进，完全可以适应现代化；现代性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最适宜于现代化的，但某种“现代性”(如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初期过份的消费的“现代化”，以及在文化领域消解理想、希望、哲学及道德追求的“现代性”)在一定条件及一定时期中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