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梁启超文学研究中的情感特质

     沧海横流、风雨如晦的中国封建末世，却造就出许多足以名传千古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这个热血的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多情的诗人，一个渊博的学者。而无论从政、做诗文还是做学问，他都表现出不同于别人的个性色彩。本文拟从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和《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三篇论文出发，谈谈他的文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到之处。
    “知人论世”是孟子针对怎样与古人交朋友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后来被用作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今天研究梁启超的文学研究方法，也理应知其人、论其世，方能脉络清晰，切中肯綮。鉴于梁氏名满天下，他的一生经历也多被了解，不需多谈，所以在这里只简要讲讲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多情。

    梁启超说自己是感情最丰富的人，确实，这种自我评价并不夸张。他对国家、人民、朋友、亲人都怀有一腔火热而真挚的情感，而且他也不肯刻意加以掩饰和压抑。在很多时候，他忠实地按情感而非理智立身处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炽烈的情感，才成就了这位过渡时代在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以满腔热情去灌注他的一切事业，他的文学研究论文，不是以严谨翔实见长，而是以情感充溢取胜。

    《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和《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均是梁启超学术观点和风格成熟时期的著名论文，对它们加以比较和归纳，能够以一斑而窥全豹，概括出梁启超文学研究的大致特色，而这些特色又都以一个“情”字关摄。

一、“知人论世”“以意逆情”

    “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都是孟子的名言，它们被后世学者广泛地应用于文学研究和评论当中。关于“知人论世”，学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但是“以意逆志”一词，却引起了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一般在“意”字上。而“志”字被公认为是指作者的本意。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获得作者之“志”，是否应该是文学鉴赏的目的和终点？获得作者之“志”，是否就真的能领略作者诗文的全部妙处？对于不完全写实的诗文，当然只得其志是不够的。如果以享受诗文的美感为目的，那么最主要的，应该是理解诗文表达的感情，然后通过读者与作者情感的兴会和碰撞达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境界。杜甫《与元九书》中曾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1](345~346)。”情是诗之根，是诗之为诗的根本所在。而文学欣赏，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情感的流动。正如刘勰所说的：“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