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中国近代文学

     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沦》和卢梭的《民约论》。1898年，卢梭的《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其所宣扬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思想则无异于给“病入膏肓”的古老中国开了一道“济世良方”，使中国的思想界“有如久旱禾苗，骤得甘雨”。
    卢梭的《民约论》曾经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无不深刻地留下了卢梭思想的烙印。卢梭的《民约沦》明治时代传入日本，也产生很大影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撑。

    据目前所知，中国人最早知道卢梭之名是在1878年，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清政府出使英、法两国的大臣郭嵩焘在日记中对卢梭的事迹有所记载。1898年，上海同文书局刻印了《民约通议》，该书，节选自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中江笃介的汉泽本《民约译解》，《民约论》正式传入中国。《民约沦》的第一个完整的汉译本《路索民约沦》是留日学生杨廷栋据日本原川潜的译本转译而来，1902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8年，马君武译本《足本卢骚民约沦》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20世纪初起，介绍和研究卢梭思想生平的文章不断涌现。伴随着介绍和研究卢梭思想的理论热潮，卢梭的名字和形象开始带着神圣的光环:高密度地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主张维新、追求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将卢梭的学说看作救亡图存的“灵药宝方”，在诗文中热烈赞美卢梭，表达追随卢梭、投身革命的热切愿望和坚定决心。

    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十分推崇卢梭，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受到“东洋卢梭”中江兆民思想的影响，对卢梭的学说极为崇仰，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卢梭学案》、《民约沦巨子卢梭之学说》等文章为之宣传。在《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四首之四中，梁启超视卢梭为“先河”，立志要以卢梭为榜样:“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华盛顿)拿(拿破仑)总余子，卢(卢梭)孟（孟德斯鸠)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他在《自由书》中同样表达了对卢梭的极度崇敬和赞美之情:“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具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

    康有为的另一位弟子韩文举也在杂文《卢梭论》中对卢梭大加褒赞:“盖今日文明诸国制度，谓其不出《民约论》之精神也可乎?呜呼!卢梭者,可谓圣人矣”。    “诗界革命”中成就突出、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