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专的“机会主义”

　　最近，策展人黄专策划了一个“深圳地铁当代艺术展”。将当代艺术引进(展览于)地铁，并欲将地铁建构成“地铁美术馆”，好让当代艺术更好地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是一个“创举”。仅就当代艺术总是应该影响于社会的功能(由当代艺术的社会学性质决定)而言，黄专的想法和行为是应该理解和肯定的。然而，就像在我们这样一个尚未建立起基本的文化“现代性”标准和基本的现代文化体制的国度里，当代文化的建设充满了机会主义的“投机取巧”，以至于常常是“好心”办“坏事”一样，黄专这次也不能例外。

　　黄专策划的“深圳地铁当代艺术展”选中的三位当代艺术家居然又是王广义、张晓刚和方力钧，尽管这三位艺术家在国内外艺术界正“当红”，但是王广义和张晓刚的“政治波普”和方力钧的“泼皮主义”(又称“玩世现实主义”)早已被许多批评家批评为“后殖民”艺术【1】。而在这个展览中他们被黄专选上的作品是否对“后殖民”有了新的超越呢？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三位艺术家的作品依然是他们艺术的“老套路”。王广义的作品《世界，你好！》还是“工农商学兵”手举“红宝书”、“铁锤”和“镰刀”，肩扛钢枪，面带“革命笑容”的“文革式宣传画”；张晓刚的《大家庭——地铁》还是几个“中国死脸”【2】的中国家庭成员造像，只不过那些扛着这副“中国死脸”的身体服饰有的换成了现在的服饰(小学生还有红领巾)，并取掉了毛主席像章；而方力钧的《欢乐颂》还是一群无聊、丑陋的人像，只不过将“打哈欠”的丑陋大头像换成了在花丛和大海上的丑陋的光头背面大裸体(儿童不像儿童，成人不像成人)。熟悉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人应该完全清楚，这三件作品分别延续了三位艺术家一直以来的老套的艺术观念和方法论——即“政治波普”(王广义和张晓刚)与“泼皮主义”(方力钧)，在艺术观念和方法论上没有任何超越。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作品都采用了典型的中国符号，但作品的艺术语境(由艺术符号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问题语境没有真正的内在联系(我们从其作品中看不到与作品艺术语境深刻关联的中国当代具体社会问题)，即作品无一能够在当下的社会问题语境中呈现出对中国文化现实与历史(包括“文革”)的“反思”力度，以至于作品的“中国符号”完全是当代艺术作品的“中国标签”，而不是观念反思(批判)的媒体。这样的作品以一种表面的、扭曲的“中国性”搁置或拒绝对中国文化现实和历史问题的反思，正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