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与同性恋

女性主义艺术

刘礼宾编译

    带有“少数种族”身份的艺术家得益于一种“转变”和一种新的“可能性”——艺术转向“内容”，博物馆成了政治辩论、社会论争的平台。但是这些艺术家未必是主要的受益者，正如我在讨论“非洲——美国”艺术时指出的那样：成功艺术家对被归在“种族”名下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自己的创作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文化环境，具有普遍意义。

    对于其他两类艺术家来讲，情况稍有不同。一位“非洲——美国”艺术家可能只是因为肤色、种族这一类明显的事实，才感到他（或她）别无选择，只能宣扬他（或她）自己。但是成为女性主义艺术家，或者成为与同性恋解放有关的艺术家，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有意识的选择。

    在发达国家的当代艺术世界里，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女性主义艺术成为寻求变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女性主义运动曾对美国艺术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然而它的发展始终与争议纠缠在一起。首先，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试图界定一种“女人的艺术”，等于为女性创作搞一个“分离区”，这样做，意味着女性创作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创作。他们认为，在批评表述中，女性艺术家不应该与男性艺术家分开：应该做的是，对女性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予以肯定，并且确信，相对于男性来讲，她们没有被忽略。过分强调女性主义艺术，使艺术史领域出现了一种寻找“被遗忘的”女性艺术家的狂热，有些人渴望将这些女性艺术家放到与男性艺术家同样高度的“基座”上。当涉及到现代主义艺术的早期历史时，这种对于“平等”的坚持产生了一些奇怪的后果。一些微不足道的艺术家，比如玛丽•劳伦辛（Marie Laurencin）（1885—1956），以及一些处于边缘状态的艺术家，比如塔玛拉•德伦皮克（Tamara de Lempicka）（1898—1980）有时上升到了现代艺术运动的中心位置，这与历史事实相悖。

    其次，经常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如果在两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间做一区分，经常被视为一种难以接受的判断。因此，女性主义艺术史就退化成了活着的、死了的女性艺术家的冗长罗列，而不能指出一些艺术家比另一些艺术家更重要，也不谈及她们所取得的真实的美学成就，以及她们对时代的艺术环境有何影响。

    再次，这使从事女性主义创作的艺术家对传统艺术形式，比如说布上绘画，采用了一种矜持的态度。许多女性主义艺术作品是用新材质创作的，比如说录像。在大量的女性主义艺术作中，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