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波:美学如何言说“思”与“证”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2）

摘  要： 本文试图从西方美学困境切入，力图剖析美学应有的“思”“证”法则，揭示建构科学“思”“证”法则的学科意义，意在使现代美学研究走上科学方法与人本研究相统一的轨道。

关键词：“思”与“证”；困境；法则；学科意义

“思”与“证”是美学里重大的方法论范畴。“思”与“证”既是起点，又是过程。如何“思”？从“上”往“下”“思”，还是从“下”往“上”“思”？如何求“证”？是实证，还是史证？谁在“思”？“思”的对象是什么？为谁“证”？“证”应该遵循何种法则？“思”与“证”一系列问题关涉到美学如何站到科学与人文之上言说“思”与“证”的问题；关涉到美学学科定位的问题；关涉到美学学科建设的问题。本文拟就其困境、法则及其学科意义三个层面去叩问现代美学科学的“思”“证”之路。

由“理”而“思”是西方美学的最大困境。综观西方古典美学，一条“理”的“思”“证”之路豁然呈现在我们的脚下——形而上学滥觞于柏拉图，理性主义涌现于文艺复兴，德国古典美学兴盛一时，黑格尔理性美学登峰造极。他们强调理性，偏重思辨精神。由“理”证“实”是西方古典美学的一条创“思”之路；由“理”责“实”是他们的一种求“证”之法。前者，唯“理”证“实”，致使美学走向“玄学”；后者，重“理”轻“实”，致使美学走向“专治”。“玄学”和“专治”笼罩着西方美学天空。

美学终究不能活在哲学思辨中，躺在“自上而下”的玄想里。19世纪中后期，德国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费希纳革“自上而下”之命，开辟一条“自下而上”的“思”“证”之路。由“实”到“理”是西方现代美学的一条新“思”路；由“理”求“实”是他们的一种新“证”法。这种“思”“证”之路给西方美学研究带来“新面貌”。一时间，西方近代美学舞台异常活跃。但西方现代美学仍在“思”“证”路上蹒跚，走不出“思”“证”困境。科学主义遮蔽“思”之主体，一味强调“科学”；人文主义却避开“自然”，一味强调“一切科学都是人本的展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股思潮泛滥，一时争持不下。而且，其自身也存在诸多矛盾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