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特色的思考

　　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学科研究作为我国现阶段所特有的一种异质文化研究，目前仍然步履维艰。况且，这种研究大多是在西方学者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而从我国学者的角度对该学科的特色及其理论创新探寻的程度，与现阶段西方音乐在我国的传播范围、传播程度则是极不相称的。

　　本文拟就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与国外音乐史学研究成果及方法论的引进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对我国现阶段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特色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引起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　　

　　笔者以为，要确立与寻求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特色，首先要促进学术著作的出版。每一门学科研究的发展与该学科学术著作的出版都是相辅相成的。在国外，西方音乐史学学科的发展也得益于该学科学术著作的出版，在短短的近百年中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成为学科发展历史进程的标志。

　　将西方音乐史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间加以研究，始于18世纪的英国。1776年，霍金斯(J. Hawkins）编撰出版了《音乐的科学与实践通史》（五卷），伯尔尼（Ch．Bumey）紧随其后，也编辑出版了四卷本的《音乐通史》。这两套史学著作在内容与方法上均奠定了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基础，体现出当时西方音乐史学家开始关注理论探讨和学科构建的倾向。同时也是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的一个代表，它对于开拓后来史学家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等都很有启发意义。

　　19世纪，人类学、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也因此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出现了一批著作：福克尔（Forkel )的《音乐通史》（德文，两卷，1788-1801）、基塞维特（R，G．Kiesewetter，1773-1850）的《欧洲和西方音乐的历史》（1834）、费蒂斯（Fetis）的《音乐通史》（法文，五卷，1869-1876）、安布罗斯（A．W．Ambros，1816-1876)的《音乐史》（德文，五卷，1862-1882，未完成）等。正是这些较为重要著作的先后出版，奠定了西方音乐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

　　这时期西方音乐史学著作研究呈现出从简到繁、从单卷本到多卷本，史书写作越来越具体，史学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结合更为紧密的趋势。这些成就也与19世纪出现的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分不开。20世纪音乐史学理论则呈现新的特色，代表性著作有：爱因斯坦（A．Einstein)《音乐简史》（1917)、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