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的半张脸神话

              

　　今天，一种叫做“成功人士”的新的形象，正在广告和传媒上频繁出现。它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笔挺。他很有钱，开着簇新的宝马车去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可能在美国留过学，养成了西式的习惯，在怀揣即将与外商签订的商业合同、匆匆跨出家门之前，不会忘记与美丽的太太吻别；他还很讲究生活的情趣，周末打几杆高尔夫球，晚上还要去听交响音尔会……最近五六年来，他成了社会上最受瞩目的人物：每当建造一个花园式的别墅群，发展商总要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甚至当街挂出横幅，说是在为他准备“理想的居所”，宾馆、饭店、夜总会，还有那些说不大清名目的场所，都殷切地敞开大门，盼望他成为出没的常客；一大批报纸和杂志，竭力揣摩他的口味，不断改换开本                 、纸张甚至宗旨，只为了能够进入他的客厅；一些小说家、电视和电影剧本的作者，也从他身上获得灵感，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甚至一家地处上海市中心的婚姻介绍所，                 在门口贴出告示，将一周中登记者最多的周六和周日，优先分派给“成功先生”和“成功女士”……

              

　　是不是因为居住在上海，我才特别感觉到“成功人士”的浩大声势？一个终日耕作在黄土高 原上的农民，也许觉得距离它非常遥远，但如果你去广州和北京，到东南沿海的城市和交通干线两旁的村镇中去走一走，恐怕随时都会与它劈面相逢吧。说起来也的确令人惊异，不                 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些地方的广告商和媒体制作者，当然还包括其他有力量左右社会生活的人士，就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引动人心的形象，使它家喻户晓，还将它深深植入人的内心欲望。不必问大、中学生，就是去问问十多岁的小学生，你一定也会听到一连串这样清脆的回答：“我长大了要当总经理”，“赚大钱！”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成功人士”似乎已经成为多数人最羡慕的生活形象，成为他们想象未来，表达自己人生欲望的最流行的文化符号了。              

              

　　我当然知道，“成功人士”这样的形象并非是空穴来风。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一个新的富人阶层已经在中国赫然出现。据1994年的统计，居人口1/5的高收入家庭，占有了社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不用说，如今这个阶层的人口中的比例，正逐渐缩小，而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的份额，则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其致富之迅速，挥霍之气派，都常常超出一般人的想象，而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倘若把“成功人士”看成是这个新富人阶层的肖像，大概是不错的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幅半张脸的肖像。从广告和传媒中，你只能看到“成功人士”的家居和饮食生活，他的商务应酬和消闲方式，却不知道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会是什么模样。当代中国人几乎时刻都会遇到的问题：政治、生态、性别，等等，似乎都与他无关；一个现代人必得要关心的事情：人的自由，社会的公正，艺术的创造，等等，他好像也根本没看见。这就有疑问了：另外的半张脸哪里去了？倘说这幅肖像真是从新富人身上描摹下来的，而在实际                 生活中，他们绝不会只关心饮食和消闲，那么，为何要隐去另外的那些方面？那被隐去的， 又是什么呢？

              

　　不仅如此。就是这似乎已经显露出来的半张脸，也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你看到他在宽大、豪华的私宅里进进出出，却不知道他置产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向你现出签订合同时的矜持的身姿，你却不知道他如何能获得签约的资本和权力。在如今这样与官场犬牙交错的商场上，                 他能够如此“成功”，显然是既跳龙门，也钻狗洞。可在广告和传媒上，他却常常笑得那么青春灿烂，不由得要让涉世尚浅的年轻“白领”们觉得，他正是自己的同类。在会员制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之类的大门里面，他其实是沉溺在种种与普通人无关的享受之中，体型也随之日渐松弛。可在广告片中，他又常常迈着那样轻捷的步伐，极其家常地向你推荐自行车和健身器，难怪一般工薪族也觉得他相当顺眼，甚至奉他为健康的“现代”生活的楷模。                 我想起特里·伊格尔顿分析“主导意识形态”的一段话：“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如果不恰恰是在其他各阶级心目中造成一个统治阶级的自我经验的似是而非的印象，它怎么能指望继续存在下去？”这段话是不是正可以移用来描述“成功人士”的半张脸？惟其隐去了另一半，还露出来的一半就很容易变得模糊；也惟其常常是模糊不清，它反而能吸引那些并非新富人的阶层，让他们错以为它正是自己的肖像。这几年里，文化界有那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这“成功人士”就是“中产阶级”的先兆，显示了“白领文化”的雏形，就似乎正是对这模糊的半张脸看走了眼。              

              

　　可不要小看这半张脸的神话，在20世纪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想象当中，它正占有一个似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从80年代到90年代，从渴望精神的自由到实现物质的欲求，中国社会对于“个人”的“发达”的关注，愈益明显地超过了对于“国家”的“强盛”的祈望。正是在这样的普遍气氛中，“成功人士”应运而生。它不再代表那种空洞遥远的“大同”或“共产”世界，它就现身为一个活生生的享受现世的男人；它也不再强要你向某个精神的目标奉献一切，恰恰相反，它催眠般地向你许诺：你也会拥有汽车、房子、更多的钱……这是一个崭新的梦想，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当代神话，这似乎能够同时满足社会上下、体制内外的各样需求，它理所当然要推开那过了时的“强国”之梦，占据我们的“现代化”想象的中心位置了。              

              

　　我倾向于将这“成功人士”的神话理解为一种马尔库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因为从它背后，我分明看到了一系列政治和商业权力的或直接或隐蔽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这些运作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它所起的主要的作用，似乎就是把复杂的现实单一化，它放大现实的某一方面，却又将另一些方面遮盖起来。比方说，就在上海，经过最近十年的社会变动，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间，产生了三个新的阶层：新富人、“白领”和“下岗”、“待退休”的工人。可是，当“成功人士”的形象铺天盖地，几乎遮没你全部视野的时候，当你漫步在这形象最为集中的淮海中路上，沉浸在由橱窗、霓虹灯和大理石墙面共同酿造的“成功”气氛中的时候，你会不会对现实和生活前景发生错觉呢？你                 看不见社会底层的痛苦，你也可能忽略“白领”阶层的艰辛，你可能因此发生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在这些幻想的尽头，正有失望、不平和沮丧在静静地等着你。在今天的年轻人                 中间，这样的情形实在并不少见。

              

　　其次，我希望尽可能充分地揭示“成功人士”塑造我们生活欲望的巨大力量。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公众久被压抑的生活欲求是怎样急切地渴望爆发。这欲求是模糊的，也是多样的，既要求“平反”，也渴望富裕，盼望经济繁荣，更尊崇科学、爱情、民主、文学和艺术，追求思想和精神的解放……可你看看“成功人士”的这半张脸，它固然表达了人们消除穷困的要求，释放出当代人追求富裕的冲动，但同时，它是不是也把我们的另一些同样渴盼释放的内心欲求，悄无声息地抹去了呢？更何况，就是这表达和释放，也包含着压缩和删削。无止境地追逐金钱，绝非人的物质欲求的惟一内容，双眼紧盯住“大款”，                 什么流行就学什么，更可能只意味着物质享受的狭隘化和粗鄙化。一种有质量的物质生活， 应该能不断丰富我们的物质欲求，使我们的感觉更为细腻，需求更为多样，可对照“成功人士”提供的那一套物质生活的标准，你会不会觉得它太表面，也太单一了呢？不仅如此。“                 成功人士”还从他所描绘的这种物质生活，提炼出了一系列对于“实在”、“自由”、“尊 严 ”、“美”乃至“纯洁”的新定义。世界上万事万物，钱是最重要的，口袋里有大堆的钱，                 这就是“实在”；有了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底下没有用钱买不来的东西，这就是“自由”；出手阔绰，挥金似土，看那些势利者唯唯诺诺，这就是气派，就是“尊严”；装饰华贵，赶得上时髦，这就是漂亮，就是“美”。一位有名的小说家毫不含糊地宣称：“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最干净的关系”，他实际上是说出了“成功人士”对于“单纯”、“干净                 ”乃至“纯洁”的新定义。在理智上，我们似乎很容易拒绝这些定义，可在心理上，谁又能说自己完全不受它们的影响呢？“成功人士”对于当代中国人内心欲求的塑造，实在是非常深刻的。              

              

　　当然，人的本来的欲求再丰富，一进入具体的社会环境，种种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总会以各种限制、减损、放大和扭曲的方式，不断地塑造它。譬如今日的那些日渐简单、粗糙和肉感，以为非如此不能适应大众口味的图书、报纸和影视节目，就正是在与                 “成功人士”一起，有力地塑造着今日大众的生活视野和“个人”欲望。但是，也惟其如此，时时警觉自己的人生欲求的被简化和被删削，不懈地揭露主导意识形态对当代人思想和感觉方式的潜移默化，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最后，我还希望能够澄清对于“变化”的一种迷信。“成功人士”固然只有半张脸，它毕竟应和了当代中国人追求富裕的冲动，这比起六七十年代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可疑的“英雄”形象，总要可亲一些吧？它当然主要是脱胎于新富人阶层，但毕竟也可供“白领”，尤其是                 年轻人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能这样“整合”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目标，岂不比过去那种一味强调“斗争”、“革命”的意识形态好得多？倘若只是说到这里为止，也许确不能说全无道                 理，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优点”，它根本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广泛的羡慕。但是，如果竟以这个为理由，拒绝对它的批判性分析，甚至抬出“你不满现状，难道是要回到过去？”                 的逻辑来为它辩护，那可就又落入对“变化”的一种迷信了。一定要告别过去，一定要走向未来，这早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告别过去？是不是任何一                 条路，只要与过去的不一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踏上去，闷头前行？是不是还应该有比较、 有分析、有选择？我们正置于身深刻的变化之中，但绝非所有的变化都值得欢呼，也不应该                 有哪一种变化可以倨傲地站出来宣称：“我就代表着通向天国的惟一方向！”我的确担心， 倘若真有这样一种倨傲的宣告，而社会竟然也相信了它，那就很可能走着走着，你最后会发现，这“新”路和旧途相差无几。因为厌憎过去，就盲目地拥抱任何一面绣着新字的旗帜，这是幼稚；明明知道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却举出令人厌憎的过去来标榜和掩盖，那就更不只是幼稚了。知识分子应该努力促成社会的变化，但又时刻警惕地审视着不断变化中的现实，                 心中始终有一个执拗的声音在追问：这真是良性的变化吗？这真是新的事物吗？这是否掩盖了什么东西？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公、新的欺骗和新的剥夺？这会留下什么隐患？这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情形？这已经                 是最好的选择了吗？还有没有更可取的努力方向？在我看来，无论是面对“成功人士”，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都应该仔细倾听这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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